当前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洪碧华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为我国的法治进程指明了方向。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已有十三年，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相比，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快建设，努力推进法治化进程。
一、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基层群众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民主法制意识欠缺，法治观念淡薄。有的人在自身合法权利被侵害时，不能正确反映诉求，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形态出现；要么畏于权势，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而不顾，“以暴制暴”，导致违法犯罪。有的农民法律知识缺乏，无视法律，排斥法律权威，崇尚“无讼有德”、“权大于法”，喜欢采取越级上访、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来解决问题。个别公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速度较快，截止2010年，已颁布法律236部、行政法规690个、地方性法规8600个，基本建成法律体系。但部分法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一些法律、法规的逻辑结构不严密，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律体系不健全,没有及时进行立、改、废活动，造成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相互抵触，影响法律的整体和谐。在法律之间，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断层”和“缺项”。如按照简易程序罚款，1996年《行政处罚法》规定数额为50元，而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为200元。
（三）实施法治不够彻底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实际权力并未完全到位，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但实践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太大，因而导致一部分法律带有明显行政部门利益的色彩，使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可行性受到影响。由于财权、人事权都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司法机关相对独立性程度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差。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依然存在，造成法治化进程缓慢。执法者与管理相对人缺乏交流沟通，互相戒备排斥，甚至对立、对抗；个别执法者方式简单粗暴；有的甚至吃、拿、卡、要，收受贿赂；办“关系案、人情案”，执法不文明、不规范，未能体现法律的权威。
（四）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存在“官从政法、民从私约”传统习惯。一些基层干部“重人治、轻法治”。强调人治而藐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习惯用人治来管理，忽视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错误认为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了，工作就越来越难做。或者口说法治，实为人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部分领导“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没有摆正二者的辨证关系,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认为经济建设是硬指标，是大事，法治建设工作是软任务，可有可无，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认为主要结果正确，就不管过程是否合法。程序意识淡薄，忽视行政权力的规范运作。
（五）社会治安形势趋于复杂
社会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增多。纠纷的主体、案件的形式、潜在的问题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因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纠纷有增无减，上访行为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治安案件和侵财类刑事案件频发，赌博、伤害类案件时有发生。农民犯罪率较高，例如，2006年，河南章丘长清区法院判处刑罚的308名罪犯中，农民274人，占罪犯总数的89％，且多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等类型犯罪；社会黑恶势力猖狂，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和谐稳定。
（六）基层自治难以落实
现行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缺陷，使基层自治制度难以落实。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法治成为薄弱环节。
建设法治国家，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农民。然而部分村民自治组织不健全，自治机制缺乏活力，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不到位，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两委关系不明确。村委会议事、决策的民主程度不高，群众很少参与，缺乏公开透明；农民选举意识差，出现“贿选”、“家族控选”现象。村民自治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因村财管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宅基地建房等矛盾纠纷增多，征地补偿范围窄，计算方法不科学。涉农行政执法的不规范，涉农维权的艰难。影响人们对法律权威的看法和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信心。
二、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思想认识，增强法治建设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社会各界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农村基层，要实现从“乡土秩序”向“现代法治”的转变，从“纸上的法律”向“现实的法律”的转变。摈弃人治思想，树立民主法治理念，弘扬民主法治精神，树立法律至上意识。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二者不能偏废。要努力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是搞好民主法治工作的根本前提。
（二）贯彻实施宪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法治建设就会流于形式。现行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原则。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使之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适应。
（三）加强普法教育，培育公民现代法治观。法制宣传教育是培养公民树立正确法律观的基础工程。目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积极履行公民应尽义务，并懂得运用法律维权，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为此，一是要更新观念，创新普法教育特色。结合国家“五五”普法规划，重点学习与自己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加大普法教育力度，防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普法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要整合资源，促使普法教育新发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安置帮教的作用，提高普法教育的社会效果。要整合人才资源，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普法讲师团”，开展经常性的“送法下乡”活动。要整合阵地资源，利用法制学校、法律图书室、电视、广播、墙报、标语等，把法治文化和法律知识送给农民。三是要创新载体，促使普法教育新成效。要创新宣传形式，选择大家最喜爱、最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寓教于乐。
（四）加强依法行政，营造法治建设环境。依法行政既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原则和要求，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要切实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树立依法行政理念，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执法人员要学会并善于依法处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各级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错案追究制和部门执法公示制度等，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要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素质，提高执法水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强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把各系统、各部门的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发挥网络监督优势、倾听网民呼声；加强基层政府职能建设，实现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必赔偿。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整体协调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一是要确保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如果司法不独立，那么实现司法公正的就没有保障。二是实现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和程序公正）。公正性是司法的价值目标和灵魂所在，要求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六）加强经济建设，夯实法治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建设离不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征地的范围，划清“公共利益”与“国家建设”的区别，制约政府滥用征地权力，规范征地程序，改变征地补偿办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没有法院主持，不能强制拆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调优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要全方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增强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七）加强基层建设，确保村民自治。必须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使各项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坚持依法治理。加强和改善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用制度规范干部权限，严格规范财权物权，健全村财公开制度，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完善并规范民主自治与民主管理，在法律范围内健全村规民约。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涉农法律制度，如制定《农业投资法》、《粮食安全法》、《农业补贴条例》和《农业生态补偿法》等，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者洪碧华：漳州市委党校副教授、漳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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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双林、贾玉林：《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载于《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