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国加入《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的决定

（1994年3月5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1910年9月23日订于布鲁塞尔）
第一条
海船与海船或海船与内河船舶发生碰撞，致使有关船舶或船上人身、财物遭受损害时，不论碰撞发生在任何水域，对这种损害的赔偿，都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第二条
如果碰撞的发生是出于意外，或者出于不可抗力，或者碰撞原因不明，其损害应由遭受者自行承担。
即使在发生碰撞时，有关的船舶或其中之一是处于锚泊（或以其他方式系泊）状态，本条规定亦得适用。
第三条
如果碰撞是由于一艘船舶的过失所引起，损害赔偿的责任便应由该艘过失船承担。
第四条
如果两艘或两艘以上的船舶犯有过失，各船应按其所犯过失程度，按比例分担责任。但如考虑到客观环境，不可能确定各船所犯过失的程度，或者看来过失程度相等，其应负的责任便应平均分担。
船舶或其所载货物、或船员、旅客或船上其他人员的行李或财物所受的损害，应由过失船舶按上述比例承担，即使对于第三者的损害，一艘船舶也不承担较此种损害比例为多的责任。
对于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各过失船舶对第三者负连带责任。但这并不影响已经支付比本条第1款规定其最终所应赔偿数额为多的船舶向其他过失船舶取得摊款的权利。
关于取得摊款的权利问题，各国法律可以自行决定有关限定船舶所有人对船上人员责任的契约或法律规定所应具有的意义和效力。
第五条
以上各条规定，适用于由于引航员的过失而发生的碰撞，即使是依法强制引航，亦得适用。
第六条
对因碰撞而引起的损害要求赔偿的起诉权，不以提出海事报告或履行其他特殊手续为条件。
关于在碰撞责任方面的过失问题的一切法律推定，均应废除。
第七条
损害赔偿的起诉权时效两年，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
为行使第四条第3款所准许的取得摊款的权利而提起的诉讼，须自付款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上述时效期限得以中止或中断的理由，由审理该案法院所引用的法律决定。
各缔约国有权以本国立法规定：如在上述时效期限内未能在原告住所或主要营业地所在国家领海内扣留被告船舶，便应延长上述时效期限。
第八条
碰撞发生后，相碰船舶船长在不致对其船舶、船员和旅客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必须对另一船舶、船员和旅客施救。
上述船长还必须尽可能将其船名，船籍港、出发港和目的港通知对方船舶。
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当然地将责任加于船舶所有人。
第九条
凡是在法律上对违反前条规定的事例不予禁留的缔约国，应当承担义务，采取或建议其本国立法机关采取必要措施，以便防止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发生。
各缔约国应将为履行上述义务而已在国内颁布或在日后可能颁布的法律或规章，尽速互相通知。
第十条
在不妨碍将来缔结的任何公约的情况下，本公约的规定，对于各国有关限定船舶所有人责任的现行法律，以及对于因运输契约或任何其他契约而产生的法律义务，都不发生任何影响。
第十一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军用船舶或专门用于公务的政府船舶。
第十二条
在任一案件中的所有当事船舶都属于本公约缔约国所有，以及国内法对此有所规定的任何情况下，本公约的规定适用于全体利害关系人。
但是：
⑴对属于非缔约国的利害关系人，每一缔约国可在互惠条件下适用本公约的规定。
⑵如果全体利害关系人和受理案件的法院属于同一国家，则适用国内法，而不适用本公约。
第十三条
本公约的规定扩及于一艘船舶对另一艘船舶造成损害的赔偿案件，而不论这种损害是由于执行或不执行某项操纵，或是由于不遵守规章所造成。即使未曾发生碰撞，也是如此。
第十四条
各缔约国有权在本公约生效三年后，要求召开新的会议，以便对本公约进行可能的修改，特别是尽可能扩大其适用范围。
行使上述权利的国家，应当通过比利时政府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各国，比利时政府则当进行筹备，在六个月内召开此种会议。
第十五条
未曾签署本公约的国家，可以申请加入本公约。参加本公约，应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比利时政府，并由比利时政府通知其他缔约国政府。如此参加本公约，应自比利时政府发出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第十六条
自本公约签字之日起一年内，比利时政府应与已经声明行将批准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政府进行联系，以便决定应否使本公约生效。
如果决定使本公约生效，便应立即将批准书交存布鲁塞尔。本公约自交存批准书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交存记录对于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各国开放一年，此后，上述各国只能依照第十五条规定加入本公约。
第十七条
如有缔约国欲退出本公约，应自其通知比利时政府之日起一年后生效，而在其他缔约国之间，本公约仍旧有效。
附加条款
虽有第十六条中的规定，但已达成协议，各缔约国在就限定船舶所有人责任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并不承担将本公约第五条关于因强制派遣的引航员的过失而造成碰撞的责任方面的规定，加以实施的义务。

停薪留职期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

闵伟


　　案情简介：李某系某县劳动局正式干部，公务员身份，2004年左右，县内出台地方规定，公务员可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期间只发基本工资。李某遂经局领导同意后停薪留职，李某在此期间向本县的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名片，自称为“县劳动局维权中心副主任”，并向务工人员宣传若需维权可与其联系，2007年，外出务工人员刘某在福建某煤矿因工受伤，通过名片上的电话为维权事宜向李某致电，李某当即表示可来福建为其维权，但同时声称要和刘某签订一份代理协议，协议内容为刘某工伤赔偿款的20%要作为沙某的费用，刘某因考虑李某为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又精通法律，为其维权肯定有保障，所以在电话中答应把其工伤赔偿款的20%作为沙某的费用，李某得到承诺后遂启程前往福建，以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身份与当地劳动局联系，共同与煤矿老板协商解决刘某工伤赔偿事宜，事后，李某从刘某处收取了5500元的“代理费”。用相同方法，2008年李某又先后从外出务工人员樊某、周某手中收取了12000元、21000元的“代理费”。
　　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妥，因为李某已经单位同意停薪留职，在此期间，李某的行为是一种中介行为。为务工人员维权，李某有付出，理应从中收取费用，并且和对方签订有代理协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无不妥之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只是违纪，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不构成犯罪。因为2006年新《公务员法》中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公务员不能兼职，李某身为国家公务员，在2006年《公务员法》颁布之前有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但《公务员法》颁布之后，国家已经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就应该返岗上班，不能再从事任何代理行为，2007、2008的收费行为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涉嫌受贿罪，因为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工作职责，李某从中牟利，因为是主动开口索要“代理费”，所以是索贿。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主体要件看，虽然李某以前经单位领导同意停薪留职，但新《公务员法》中有停薪留职的禁止性规定，从沙某的身份来讲，李某是县劳动局的正式干部，具有公务员身份，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二、从客观方面看，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1、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就刘某联系李某的本意，是想得到劳动局部门的公权力救济，根本不是想得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之类中介组织的中介服务、付费服务，李某利用务工人员刘某等人法律知识欠缺，不懂政策，向刘某等人索取“代理费”，刘某等人也有证言证实“李某称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刘某等人是被迫接受的“代理协议”，李某索要代理费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索贿行为。
　　2、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构成要件。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明确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解答》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务的，应以受贿论处。本案中李某本身是劳动局的干部，劳动局具有为劳动者维权的法定职责，李某的代理行为看似个人行为，但实质是其工作职责，李某在外维权，出示的证件是劳动部门的工作证件，在维权地也是以劳动部门的名义请求当地劳动部门协调处理纠纷，李某的“代理”行为都与其本职工作有关并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三、从主观方面看，受贿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本案中，李某主动提出收取代理费，并在当事人迟疑时威胁“不出代理费就不启程外出维权”，从主观方面讲具有索贿的故意。
　　四、从客体要件看，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李某履行其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却向当事人收取代理费，很明显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综上，李某收取代理费的行为构成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