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共青团全国城区街道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团中央在贵阳召开了共青团全国城区街道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分管城区工作的书记，各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青工部、城区部部长，团计划单列市委分管书记或青工、城区部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认真贯彻共青团十二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团基层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加强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城区经济中充分发挥共青团作用的中心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并实地参观考察了贵阳市部分基层团组织开展活动的情况，介绍了贵州团省委等18个单位的经验，使与会同志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坚定了做好城区街道团的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城区街道团的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拓宽工作领域，调整组织设置，转变工作方式，取得了新的进展。团中央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大规模培训、安置城区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召开了街道工作座谈会、个体青年工作经验交流会，研究提出了《关于加强街道系统共青团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青年个体劳动者中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暂行办法》，城区各行业团组织广泛开展的“五小”、“双增双节”、“技术比武”、“文明经营、优质服务、争创效益”、“三热爱”、“学雷锋树新风”、“基本路线、基本国情教育”等一系列有影响、有实效的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城区经济做出了实绩。特别是在今年的抗洪救灾中，江苏、安徽等受灾地区街道团组织，组织起一支支青年突击队，战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贡献。总之，在新形势下全国城区街道团的工作思路逐步清晰，活动方式富有特色，基础建设初具规模，团的作用愈益明显，初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会议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街道工作仍是全团工作的薄弱环节之一，与其他战线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有的街道团的组织处于松散瘫痪状态；一些街道团组织，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对待业、个体、流动和失足青年的教育、管理很不得力；少数团的领导机关对城区街道团的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外部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会议要求团的各级青工、城区团组织要采取得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把城区街道团的工作推向前进。

　

（二）

　

会议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当前进一步加强全国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对于培育“四有”新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和图谋，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共青团“八五”期间建设、改革、发展规划要点》，会议强调：新形势下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应牢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落实“一条主线，三项任务”，有计划地实施“全国青工八五效益工程”，使城区街道团的工作服务于社会稳定，服务于城市改革和建议，服务于青年健康成长。具体应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是教育团员青年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深刻认识我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的自觉性，正确对待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拥护和支持各项改革方针、政策。通过教育，逐步扩大城区街道团员青年中的先进面，壮大青年党、团员队伍。

二是带领团员青年在城市经济建设中建功立业。要根据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要求，大力组织青年学习科技知识，逐年分层次、分工种地开展技术比武活动，力争通过三、四年的努力，使80％的城区街道青年技术水平提高一至两个级别；进一步深化“五小”、“创优达标”、“青年文明岗”、“双增双节”等活动，为振兴区街经济做出新成绩；不断把“文明经营、优质服务、争创效益”活动引向深入，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市政建设，在净化、绿化、美化城市中发挥作用。

三是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在重大节日开展为民服务的同时，要强调立足岗位奉献，实践雷锋精神。同时，要面向社会，成立以团员、青年为骨干的学雷锋服务队，广泛开展以“综合包户”为主要形式的便民服务活动。今后三、四年内，力争80％的城区街道形成青少年学雷锋服务网络，通过其示范作用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

四是发动团员青年积极维护社会治安。要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与法纪教育，努力把城区街道青少年犯罪率控制在最低限度。要配合公安、司法等部门，严厉打击嫖娼卖淫、赌钱贿物、抢劫盗窃、流氓衅事等违法犯罪活动，有条件的地区可组织青年联防队、巡逻队。当前，要特别注意查禁吸毒贩毒问题。

五是引导团员青年主动参与社会监督。要发动城区街道的团员青年开展行业廉政监督，敢于抵制和揭露各种不正之风；要大力进行文化市场监督，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各种有损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黄色视听读物，清除其影响；要会同物价、工商、税务等部门进行市场监督，保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要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护交通秩序，搞好交通安全监督。

六是搞好社区文化建设。要发挥优势，联网联片，适时开展不同层次的文化活动，丰富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帮助城市青年学习现代文明，抵制各种消极影响。

　

（三）

　

会议指出，有效地完成新形势下城区街道团的工作任务，必须以坚强的组织基础作保证。街道团的工作是城区共青团工作最薄弱的环节。提高城区团的工作整体水平，必须贯彻改革精神，把加强街道工作作为主攻方向。

一是全力治理“松瘫”，进行整顿，建立健全街道基层团组织。力争通过一年的时间，使90％的街道一级团组织逐步达到合格标准。要着手在有条件的居委会、街办企业和待业、个体、流动青年中建立团组织。要高度重视街道基层团干部队伍的建设，保证团干部专职专用，兼职团干部要有必要的从事团的工作的时间，街道团委（总支）书记应列席街道党政有关工作会议，并下大力搞好街道团干部的培训，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街道团干部队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在街道先进青年中积极发展新团员，力争今后三、四年内，使街道团青比例从目前的14.1％上升到18％。今后表彰单项先进，组织部门对基层建设状况有一票否决权。

二是要把对街道青年的教育与管理落到实处。要把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与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对青年进行新的择业观教育，采取多种形式配合各级劳动部门搞好以“证书制度”为抓手的培训活动，广开门路安排待业青年就业。现在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青年逐步增多，各地街道团组织应首先摸清所辖区内流动青年的底数，明确隶属关系，在一些主要商业集市街、建筑工地等流动青年较为集中的地区，可视情况设立临时团支部。个协中的团组织要积极引导个体青年勤劳致富，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对于人数少而社会影响大的街道“失足”青年，街道团组织要教育他们遵纪守法，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生活中的困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三是堵住团员流失漏洞。各地街道团组织应严格把住团员进出关，采取对口联系、衔接管理的办法，即在城市中学生毕业之际，街道团组织应主动与所辖区内中学团组织取得联系，进而认真负责地做好学生团员团籍接纳工作，在街道团员一次或二次就业时，街道团组织应办好团籍转移手续。要争取与政府有关部门制订一些政策性规定，团员青年就业、考学、参军、参加培训等，都要有街道基层组织签署意见，从制度上防止团员流失。

四是搞好街道团的阵地建设。各地要在积极争取行政拨款的同时，组织街道团员青年开展义务劳动、修旧利废、承包街道文化活动场所或街办企业、城建工程中的某些任务，从中提取一定的活动经费。有条件的地方，可兴办一些经济实体，既安置待业青年劳动就业，又解决团的活动经费来源问题。街道团组织要利用党员活动室和其它文化活动室，建立“青年之家”、“业余团校”，做到每一个街道至少有一处较为固定的团员青年活动阵地。

加强街道团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城区团的工作的特长与优势。加强横向联系，开展联谊活动，以弥补街道团组织的不足。对于一些社会发动面较广的活动，应特别注意调动各行业团组织的积极性，实行统一组织，“集团”作战，分工协作，共同实施。在开展团的联谊活动的基础上，可以辖区内某些较大企业、机关的团组织为主，建立“团的工作联谊会”，以强带弱，以大带小，以多带少，城区各行业共同带街道。

解决街道团的工作难题，关键在于城区、街道两级团委发挥“主导”作用。区、街团委要正确把握街道团的工作方向；结合党政中心工作开展主题活动，协调城区各行业团组织的关系，主动帮助街道团组织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四）

　

会议认为，加强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必须优化内外环境。关于优化团内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必须形成共识，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氛围。要尽快理顺上下关系，将城区街道团的工作统一归口于各省级团委的青工部或城区部；根据一九八五年《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街道系统共青团工作的意见》精神，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其它重要省辖市应设立城区街道工作部门，暂不具备条件的，应指定青工部门专人负责，以改变那种上下断线的状况；各地团的青工、城区部门要把城区街道团的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在最近一时期内，尤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彻底扭转城区街道团的工作被动不利的局面。团中央拟于1992年底对街道团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通报。关于优化外部环境，会议强调：一是要争取把城区街道团的工作纳入城市党的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轨道。一方面要努力将团建与党建相衔接，把团的建设作为考核党的建设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争取把城区街道团的工作列入城市两个文明建设的目标管理体系，并参与考评。二是要争取城区街道团的工作的政策。特别在街道团干部配备及相应的待遇、团的活动经费与团办实体、对街道青年的管理等方面，争取开成若干政策性规定，同时要切实抓好已有政策的落实。三是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呼吁社会各方关心和支持城区街道团的工作；要主动向党政领导汇报工作，及时提出建议，并经常保持与各有关方面的联系，从而得到党政领导与社会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城区街道团组织要牢固树立“有作为才有地位”的思想，注重在党政领导最重视的中心任务中起作用，见实效，以实际行动去争取领导，赢得理解、支持和帮助。

　

　


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略论
-----兼谈对新证据规则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理解

杭州商学院法学院 蒋林川 谢安华


摘要：产品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但长期以来的诉讼实践中，对产品侵权诉讼的举证分配存在很大的争议，其根源就在于对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根据归责基本理论对产品侵权责任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归责。
关键词：产品侵权责任 归责 无过失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


一、前引
产品侵权是一种特殊侵权，产品侵权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历来都是学者们争议不止的论题，在实际的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也不尽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以后，学者对《规定》第4条第6项关于“因缺陷产品置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体现的产品侵权责任的举证问题的把握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规定》第4条第6项是对产品质量侵权如何适用举证倒置的规定1，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条款体现的并非举证倒置。2本文试从对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着手来对这一问题作一分析。
二、产品侵权责任的概念及构成
所谓产品侵权责任，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的死亡、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及其他损失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这里涉及到赔偿义务主体的问题。从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产品质量纠纷的赔偿义务主体不仅仅只有生产者、销售者，如果是运输者、仓储者造成产品的缺陷，那么运输者、仓储者也应是赔偿义务的主体。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两种赔偿义务主体是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前两者适用产品质量侵权赔偿关系，后两者则是该侵权赔偿责任由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以后的另一种求偿关系，这是一种运输者、仓储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违约责任。对于产品侵权责任来讲，其赔偿义务主体一般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因此，“受害人并不直接向仓储者、运输者请求赔偿，而是在销售者、生产者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对产品负有责任的运输者、仓储者有义务赔偿销售者、生产者的损失。”3本文主要的是对侵权关系进行分析。
产品侵权是特殊侵权，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跟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所区别。前文已然说明，根据我国法律，产品侵权责任的赔偿义务有两种，一是生产者，一是销售者。对于这两种赔偿义务主体而言，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之后，赔偿者就可以适用过错原则再进行责任的追究。那么，对于受害人进行赔偿时所适用的是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呢？
三、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简而言之，即将责任以某种依据为判断标准归属于某主体，或者说，对于某主体来讲，以某种依据为标准，判断其某种责任是否成立、是否存在。从而可以认为，归责的任务是解决责任的依据问题，它并不等同于责任，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责任的产生。同时，由于归责解决的是责任的依据问题，也就是在法律价值判断范畴里的责任的“最后界点”问题，因此，归责应从主观意识因素出发，而不是以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违法行为等方面为判识依据。因此，“归责”的定义，应当是：行为人因其行为和对象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在法律的价值判断上以某种主观因素作为根据使其承担责任。4归责原则即归责的规则，它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责任成立的法律原则。
在我国产品侵权领域，很多学者认为，其所适用的是无过失责任原则，但是，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我国产品侵权责任应该是严格责任原则归责。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对于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的规定，许多学者认为是无过错原则。如杨立新先生认为：无论制造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只要产品有缺陷并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5又如庄洪胜、刘志新主编的《伤残鉴定与产品责任》一书中，认为我国具有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的严格责任原则的“社会、法律和政策基础”。6又如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也认为我国产品侵权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7
在论述是否就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归责前，笔者认为应该先纠正一个错误。也就是这里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过错与无过失。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无过错”这个提法，而应该是用“无过失”这个名词。因为即使法律不对一个不具有非难性的行为作出否定，也不应对一个受害者一方的故意自损行为作出保护的决定出来。也就是说，“过错”本身包括有故意与过失两种状态，那么法律不应对故意的行为不进行非难。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用“无过失”的提法。
我们再来讨论是否适用无过失责任归责。我们认为应从无过失责任的内涵及产品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来仔细分析。无过失原则不具有法律责任本来的含义，而只有“恢复权利的性质”，它着眼于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它的法律特征在于不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失，也不能推定行为人有过失，也就是说，过失在这个原则中并不适用，这个原则不具有制裁不法行为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至于归责的要件也只是以因果关系作为其基本要件，也就是只要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也就可以认为责任的成立了，根本不用涉及到行为人的主观过失问题。因此可以说，无过失原则是“纯粹的客观归责”。8也就是说，即使是受害人的过失或不可抗力也不能认定为被告的免责条件，被告的责任的成立在损害事实的发生时只要因果关系存在就已经确认了，甚至不能以其他不可抗力作为免责条件。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实际上我国的无过失责任只有这一法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责任，行为人要免除责任只能证明损害系受害人故意所为，哪怕是受害人过失所为，行为人也不可免责。无过失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不能任意扩大其范围。而对于产品责任而言，责任者对其生产经营的缺陷产品负责，对缺陷产品造成之损害需承担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来讲，就是制裁不法行为。而且，在我国《产品质量法（草案）》第50条规定：“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失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生产者、销售者的赔偿责任。”该规定在审议时被删去，原因是我国民法中已有类似规定。即《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以及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损害完全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由自己负责。”虽然这两条规定是针对一般侵权行为而言，而缺陷产品损害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因而如果受害者在形成损害时有过错，不能完全适用上述规定，而应有所区别，即如果受害人有轻微过失，生产者不能进行减轻责任的抗辨；如果损害完全是由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失等造成，而产品本身没有缺陷的，生产者完全可以提出免除责任的抗辨。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精神是不变的，也即，被告方可以就受害者一方的过错提出抗辨。这样分明就不是无过失责任归责了。所以对于国内许多学者坚持的无过失原则，笔者是不能认同的。
（二）严格责任原则
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但是却往往是将之与无过失责任原则等同起来，9在表述时往往用“无过失（严格）责任原则”，或者是“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10。其实严格责任与无过失责任是有区别的。严格责任主要是英美法中采用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已被我国学者所吸收。按照普通法学者的解释，严格责任是指当被告造成了对原告的某种明显的损害，应对此损害负责。它主要考虑的是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当损害发生以后，如果形成了明显的责任根据和因果关系，就要确立被告的责任。但是，严格责任并不是绝对责任，并非绝对不考虑过错问题。“严格责任表面上不考虑被告造成损害是出于故意或能否通过合理的注意而避免损害，就可以确定被告的责任，实际上在这里采取了一种过错推定的办法，即从损害事实中推定被告有过错，但允许行为人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和自然原因造成的而减轻或免除其责任。”另一方面，“从法律性质上说，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的惩罚、教育的功能，同时也能及时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而无过失责任已丧生了惩罚和教育的功能……”。11所以严格责任是不能等同于无过失责任的。
除了和无过失责任的区别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严格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进行一番分析。所谓过错推定，是指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或案件的具体需要，由审判人员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若行为人不能提出反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则应负侵权责任。12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过错推定有两种情形：一般过错推定和特殊过错推定。一般过错推定是指在被告能够证明他没有过错，他已尽到注意义务时，即可以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特殊过错推定是指被告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辨事由的存在，才能表明自己是没有过错。据此，王利明先生认为，对于一般过错推定，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作出明文规定，而采取的是特殊过错推定，比如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6条及127条。13我们认为，王利明先生认为的特殊过错推定实质上与严格责任并无差别。但我们认为在我国应当提倡用严格责任的提法，用以区分一般过错推定。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所谓过错推定，指的就是一般过错推定。14而且，另一方面，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产品责任法实行的是无过失责任，根据就在于他们将王利明认为的特殊过错推定中的法定抗辩事由理解为无过失责任区分于一般过错推定的特征。虽然本文并不赞同这种理解，但是为了平衡二者之间的差距，我们提倡应当用“严格责任”的提法替代“特殊过错推定”的提法。
英国学者认为，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应负责的一般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15在严格责任里，仍有一些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理由可以援引，但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被告方想要抗辩成功，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才能被免责。也就是说，严格责任是比过错推定责任要求更高注意义务的责任。这些注意义务是由法律来规定的。被告即使能够证明了自己已经尽到了一般的注意义务还不能免责，还必须证明法律规定的事由的存在。从立法技术来看，“各国立法例多承认行为人得提出特定抗辨或免责事由”。在产品责任法来讲，这些免责事由就是《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规定的三个事由，以及在《民法通则》第132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损害完全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由自己负责。”当然，前面我们已经有过阐述，对于后面这两个规定中的受害人的过错，必须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是一般的过失，也是不能构成被告方的免责条件的。综合来讲，在严格责任归责中，生产者必须证明下列情形之一才能免责：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4，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实际上，上述四种情形的内涵就是认为行为人没有过错。第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就证明了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产品不是该生产者的，则该生产者没有过错；16第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则证明了产品在投入流通领域前是没有缺陷的，而在此后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损害，当然不可归责于生产者；第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这是当时现有的科技水平所造成的，不是人为的限制或缺陷，法律不应对之进行非难；第四，受害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即使采取了更高度的预防措施也不能避免，这就不能对生产者进行制裁了。
我们还可以结合法律功能来分析为什么说我国产品责任法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而不是无过失责任。我们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对于行为人的责任规定是制裁性质而不是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性质。因为如果是补偿的话，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受害人受到了产品的损伤，生产者除了成功地证明了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行为引起的以外，就应当进行补偿，而不是只有在生产者不能举证免责时才进行赔偿；实质上，令生产者在无法举证免责时承担赔偿责任，和前文分析的精神一致，就是从这一点上推定生产者的过错。另一方面，在实行补偿制度的情况下，生产者就应当得到因其补偿而付出的损失的弥补，或者说，实行补偿制度应当是在能够使损失社会承担化的条件下，这样生产者才得以弥补因补偿而付出的损失。否则，生产者本身没有过错却令其利益减损，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精神的。而在这一点上，我国产品责任法并没有实行损失社会化的制度（比如强制生产者进行责任保险）， 所以我们认为我国产品责任法对生产者的责任规定是制裁性质的。另一方面，制裁是一种非难行为，它应该是对行为人的过错而进行。上面我们已然分析了产品侵权具有过错，那么，产品侵权责任就应该是制裁性质的责任了。综上看来，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而不是无过失原则。
通过对以上四种归责原则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它既能保持了法律的惩罚、教育的功能，同时也能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
四、对新证据规定关于产品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解
以上我们已经分析，我国产品侵权责任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从而，我们认为，在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过错应该是一个要件。从这一原则看来，其实质就是，在被告方无法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成功的情况下，如前文阐述，认为其具有过错，从而承担侵权责任。不过，作为受害人仍然要承担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的证明责任；若受害人举证不能就应当承担败诉风险。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要件则不要求受害人进行举证，而是在受害人对前面三个要件的举证成功时，先行假定责任成立；此时，行为人想要免除这个责任，则要对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若举证成功，则原先假定成立的责任不能成立；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就是行为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行为人的举证是“主观过错”要件的否定，只不过比较特殊的是，这一否定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如果行为人能在前面三个要件中任何一个进行否定时，法官也可以认为责任不成立了，此时也就无所谓认为被告方具有过错了。
据此，我们认为，对于产品侵权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实行倒置的责任构成要件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即由行为人就自己没有过错承担证明责任。当然，在实际诉讼中，对于受害人来讲，真正难以举证的是两个方面的要件事实，一者产品存在缺陷；二者，缺陷产品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在这两个方面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这只是学者建议，新证据规则中并没有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倒置。


1 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起草说明。
2 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3 杨立新著《民商法判解研究》第五辑，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4 笔者认为，即使是无过失责任，也是从主观要素的分析出发的。
5 见杨立新著：《民商法判解研究·第五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6 见庄洪胜、刘志新主编《伤残鉴定与产品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7页。作者将无过错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混同起来，严格来讲二者应该是不同的归责理论，下文将有阐述。
7 见其主编该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见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9 如孙波在其《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之思考》（载于《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故严格责任原则使生产经营者承担的是一种不论其有无过错，只要产品存在缺陷而使他人造成损害，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在笔者看来，这分明就是无过失责任原则。
10 当然有人用的是“无过错责任”的提法，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应该用的是“无过失责任”。
1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辑，第22页；转自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12 见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13 见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14 如在李双元、温世扬著：《比较民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5页中有论述：“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是不可等同的，因为过错推定以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为前提，……但严格责任不仅无须受害人举证加害 人的过错，而且加害 人不得以无过错为抗辩理由。”从这一论述来讲，我们认为李、温二人认为过错推定就是王利明所认为的“一般过错推定”，而严格责任指的就是特殊过错推定。
15 转述自李双元、温世扬著：《比较民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4页。
16 也有学者认为未将产品投入流通即是未在市场供消费者选购，不适用产品质量法规定，以此认为是作为免责情形的理由（见刘文琦著《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