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决定

（1985年11月22日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
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
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消失都构成使世界各国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以及应予保护的财产的所在国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
回顾本组织《组织法》规定，本组织将通过确保世界遗产得到保存和保护以及建议有关国家订立必要的国际公约来维护、增进和传播知识，
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财产和自然财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
考虑到某些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存，
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尽管不能代替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但将成为它的有效补充，
考虑到为此有必要通过采用公约形式的新规定，以便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组织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
在大会第十六届会议上曾决定就此问题制订一项国际公约，
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本公约。
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
第一条 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下列各项应列为“文化遗产”：
古迹：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份或构造物、铭文、窟洞以及景观的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的联合工程以及包括有考古地址的区域。
第二条 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下列各项应列为“自然遗产”：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景观；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地文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到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从科学、保存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第三条 本公约缔约国均可自行确定和划分上面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提及的、本国领土内的各种不同的财产。
Ⅱ、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
第四条 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保证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提及的、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传与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该国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适当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
第五条 为确保本公约各缔约国为保护、保存和展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本公约各缔约国应视本国具体情况尽力做到以下几点：
⒈通过一项旨在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全面规划纲要的总政策；
⒉如本国内尚未建立负责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保存和展出的机构，则建立一个或几个此类机构，配备适当的工作人员和为履行其职能所需的手段；
⒊发展科学和技术研究，并制订出能够抵抗威胁本国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危险的实际方法；
⒋采取为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这类遗产所需的适当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⒌促进建立或发展有关保护、保存和展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家或地区培训中心，并鼓励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第六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在充分尊重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提及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主权，并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进行合作，予以保护。
（二）缔约国同意，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应有关国家的要求帮助该国确定、保护、保存和展出第十一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提及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三）本公约缔约国同意不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提及的位于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措施。
第七条 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国际保护应被理解为建立一个旨在支持本公约缔约国保存和确定这类遗产的努力的国际合作和援助系统。
Ⅲ、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第八条 （一）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内，现建立一个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称为“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会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常会期间召集的本公约缔约国大会选出的15个缔约国组成。委员会成员国的数目将自本公约至少在40个缔约国生效后的大会常会之日起增至21个。
（二）委员会委员的选举须保证均衡地代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
（三）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的一名代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名代表、以及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一名代表，可以咨询者身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此外，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常会期间参加大会的本公约缔约国提出的要求，其他具有类似目标的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亦可以咨询者身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第九条 （一）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任期自当选之应届大会常会结束时起至应届大会后第三次常会闭幕时止。
（二）但是，第一次选举时指定的委员中，有1/3的委员的任期应于当选之应届大会后第一次常会闭幕时截止；同时指定的委员中，另有1/3的委员的任期应于当选之应届大会后第二次常会闭幕时截止。这些委员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主席在第一次选举后抽签决定。
（三）委员会成员国应选派在文化或自然遗产方面有资历的人员担任代表。
第十条 （一）世界遗产委员会应通过其议事规则。
（二）委员会可随时邀请公共或私立组织或个人参加其会议，以就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三）委员会可设立它认为为履行其职能所需的咨询机构。
第十一条 （一）本公约各缔约国应尽力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本国领土内适于列入本条第（二）款所述《世界遗产目录》的组成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财产的清单。这份清单不应当看作是详尽无遗的。清单应包括有关财产的所在地及其意义的文献资料。
（二）根据缔约国按照第（一）款规定递交的清单，委员会应制订、更新和出版一份《世界遗产目录》，其中所列的均为本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确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委员会按照自己制订的标准认为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财产。一份最新目录应至少每两年分发一次。
（三）把一项财产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需征得有关国家同意。当几个国家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或管辖权均提出要求时，将该领土内的一项财产列入《目录》不得损害争端各方的权利。
（四）委员会应在必要时制订、更新和出版一份《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其中所列财产均为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之中、需要采取重大活动加以保护并根据本公约要求需给予援助的财产。《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应载有这类活动的费用概算，并只可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受到下述严重的特殊危险威胁的财产。这些危险是：蜕变加剧、大规模公共和私人工程、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项目造成的消失威胁；土地的使用变动或易主造成的破坏；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随意摈弃；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灾害和灾变；严重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变动、洪水和海啸等。委员会在紧急需要时可随时在《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中增列新的条目并立即予以发表。
（五）委员会应确定属于文化或自然遗产的财产可被列入本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提及的目录所依据的标准。
（六）委员会在拒绝一项要求列入本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提及的目录之一的申请之前，应与有关文化或自然财产所在缔约国磋商。
（七）委员会经与有关国家商定，应协调和鼓励为拟订本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提及的目录所需进行的研究。
第十二条 未被列入第十一条第（二）和第（四）款提及的两个目录的属于文化或自然遗产的财产，决非意味着在列入这些目录的目的之外的其他方面不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第十三条 （一）世界遗产委员会应接收并研究本公约缔约国就已经列入或可能适于列入第十一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提及的目录的本国领土内成为文化或自然遗产的财产，要求国际援助而递交的申请。这种申请的目的可以是保证这类财产得到保护、保存、展出或恢复。
（二）当初步调查表明有理由进行深入的时候，根据本条第（一）款中提出的国际援助申请还可以涉及鉴定哪些财产属于第一条和第二条所确定的文化或自然遗产。
（三）委员会应就对这些申请所需采取的行动作出决定，适当时应确定其援助的性质和程度，并授权以它的名义与有关政府作出必要的安排。
（四）委员会应制订其活动的优先顺序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考虑到需予保护的财产对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各具的重要性、对最能代表一种自然环境或世界各国人民的才华和历史的财产给予国际援助的必要性、所需开展工作的迫切性、受到威胁的财产所在的国家现有的资源、特别是这些国家利用本国手段保护这类财产的能力大小。
（五）委员会应制订、更新和发表已给予国际援助的财产目录。
（六）委员会应就根据本公约第十五条设立的基金的资金使用问题作出决定。委员会应设法增加这类资金，并为此目的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
（七）委员会应与拥有与本公约目标相似的目标的国际和国家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委员会为实施其计划和项目，可约请这类组织，特别是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并可约请公共和私立机构及个人。
（八）委员会的决定应经出席及参加表决的委员的2/3多数通过。委员会委员的多数构成法定人数。
第十四条 （一）世界遗产委员会应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任命组成的一个秘书处协助工作。
（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尽可能充分利用国际文物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在各自职权能力范围内提供的服务，为委员会准备文件资料，制订委员会会议议程，并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Ⅳ、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基金
第十五条 （一）现设立一项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基金，称为“世界遗产基金”。
（二）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财务条例》的规定，此项基金应构成一项信托基金。
（三）基金的资金来源应包括：
⒈本公约缔约国义务捐款和自愿捐款；
⒉下列方面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
⑴其他国家；
⑵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政府间组织；
⑶公共或私立团体或个人。
⒊基金款项所得利息；
⒋募捐的资金和为本基金组织的活动的所得收入；
⒌世界遗产委员会拟订的基金条例所认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四）对基金的捐款和向委员会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援助只能用于委员会限定的目的。委员会可接受仅用于某个计划或项目的捐款，但以委员会业已决定实施该计划或项目为条件。对基金的捐款不得带有政治条件。
第十六条 （一）在不影响任何自愿补充捐款的情况下，本公约缔约国同意，每两年定期向世界遗产基金纳款，本公约缔约国大会应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届会期间开会确定适用于所有缔约国的一个统一的纳款额百分比。缔约国大会关于此问题的决定，需由未作本条第（二）款中所述声明的、出席及参加表决的缔约国的多数通过。本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纳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常预算纳款的1%。
（二）然而，本公约第三十一条或第三十二条中提及的国家均可在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时声明不受本条第1段规定的约束。
（三）已作本条第（二）款中所述声明的本公约缔约国可随时通过通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收回所作声明。然而，收回声明之举在紧接的一届本公约缔约国大会之日以前不得影响该国的义务纳款。
（四）为使委员会得以有效地规划其活动，已作本条第（二）款中所述声明的本公约缔约国应至少每两年定期纳款，纳款不得少于它们如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约束所须交纳的款额。
（五）凡拖延交付当年和前一日历年的义务纳款或自愿捐款的本公约缔约国，不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但此项规定不适用于第一次选举。
属于上述情况但已当选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的任期，应在本公约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选举之时截止。
第十七条 本公约缔约国应考虑或鼓励设立旨在为保护本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所确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募捐的国家、公共及私立基金会或协会。
第十八条 本公约缔约国应对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赞助下为世界遗产基金所组织的国际募款运动给予援助。它们应为第十五条第（三）款中提及的机构为此目的所进行的募款活动提供便利。
Ⅴ、国际援助的条件和安排
第十九条 凡本公约缔约国均可要求对本国领土内组成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的财产给予国际援助。它在递交申请时还应按照第二十一条规定提交所拥有的并有助于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情报和文件资料。
第二十条 除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3项和第二十三条所述情况外，本公约规定提供的国际援助仅限于世界遗产委员会业已决定或可能决定列入第十一条第（二）和第（四）款中所述目录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财产。
第二十一条 （一）世界遗产委员会应制订对向它提交的国际援助申请的审议程序，并应确定申请应包括的内容，即打算开展的活动、必要的工程、工程的预计费用和紧急程度以及申请国的资源不能满足所有开支的原因所在。这类申请须尽可能附有专家报告。
（二）对因遭受灾难或自然灾害而提出的申请，由于可能需要开展紧急工作，委员会应立即给予优先审议，委员会应掌握一笔应急储备金。
（三）委员会在作出决定之前，应进行它认为必要的研究和磋商。
第二十二条 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供的援助可采取下述形式：
⒈研究在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和第（四）款所确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所产生的艺术、科学和技术性问题；
⒉提供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以保证正确地进行已批准的工程；
⒊在各级培训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方面的工作人员和专家；
⒋提供有关国家不具备或无法获得的设备；
⒌提供可长期偿还的低息或无息贷款；
⒍在例外并具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提供无偿补助金。
第二十三条 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可向培训文化或自然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方面的各级工作人员和专家的国家或地区中心提供国际援助。
第二十四条 在提供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之前，应先进行周密的科学、经济和技术研究。这些研究应考虑采用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方面最先进的技术，并应与本公约的目标相一致。这些研究还应探讨合理利用有关国家现有资源的手段。
第二十五条 原则上，国际社会只担负必要工程的部分费用。除非本国资源不许可，受益于国际援助的国家承担的费用应构成用于各项计划或项目的资金的主要份额。
第二十六条 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受援国应在它们签订的协定中，确定关于获得根据本公约规定提供的国际援助的计划或项目的实施条件。接受这类国际援助的国家应负责按照协定制订的条件，对如此卫护的财产继续加以保护、保存和展出。
Ⅵ、教育计划
第二十七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
（二）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为履行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第二十八条 接受根据本公约提供的国际援助的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使人们了解接受援助的财产的重要性和国际援助所发挥的作用。
Ⅶ、报告
第二十九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在按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确定的日期和方式向该组织大会递交的报告中，应提供有关它们为实施本公约所通过的立法和行政规定以及采取的其他行动的情况，并详述在这方面获得的经验。
（二）应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注意这些报告。
（三）委员会应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的每届常会上递交一份关于其活动的报告。
Ⅷ、最后条款
第三十条 本公约以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拟订，五种文本同一作准。
第三十一条 （一）本公约应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员国根据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或接受。
（二）批准书或接受书应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保存。
第三十二条 （一）所有非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员的国家，经该组织大会邀请均可加入本公约。
（二）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加入书后，加入方才有效。
第三十三条 本公约须在第20份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的3个月之后生效，但这仅涉及在该日或该日之前交存各自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的国家。就任何其他国家而言，本公约应在这些国家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的3个月之后生效。
第三十四条 下述规定适用于拥有联邦制或非单一立宪制的本公约缔约国：
⒈在联邦或中央立法机构的法律管辖下实施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联邦或中央政府的义务应与非联邦国家的缔约国的义务相同；
⒉在无须按照联邦立宪制采取立法措施的联邦各个国家、地区、省或州的法律管辖下实施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应将这些规定连同其应予通过的建议一并通知各个国家、地区、省或州的主管当局。
第三十五条 （一）本公约缔约国均可废弃本公约。
（二）废弃通告应以一份书面文件交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总干事。
（三）公约的废弃应在接到废约通告书12个月后生效。废弃在生效日之前不得影响退约国承担的财政义务。
第三十六条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将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交存的所有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以及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废弃等事项通告本组织会员国、第三十二条中提及的非本组织会员的国家以及联合国。
第三十七条 （一）本公约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大会修订。但任何修订只对将成为修订公约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
（二）如大会通过一项全部或部分修订本公约的新公约，除非新公约另有规定，本公约应从新的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停止批准、接受或加入。
第三十八条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本公约须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要求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1972年11月23日订于巴黎，两个正式文本均有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主席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签字，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存档，经验明无误之副本将分送至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所述之所有国家以及联合国。
前文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在巴黎举行的，于1972年11月21日宣布闭幕的第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公约》正式文本。
1972年11月23日签字，以昭信守。

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好几年前陕西延安出过一件颇为轰动的“黄碟事件”，有关此事的议论，最初都集中在财产权利的层面，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神圣性，在法谚里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与“黄碟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讨论的深入，才有学者开始从宪法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而就我个人的观察，关于“黄碟事件”的纷纷议论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某位论者的这句话:“黄碟事件”发生的深刻背景，在于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

　　按照社会学家的理论，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也就是说，其现代化过程乃是从“观念开始”，从“上层建筑”开始，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通常都是从西方学得“现代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首先承担起现代观念的传播使命，然后使其进入政治过程，使政治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后通过政治力量和教育力量自上而下推进。于是，“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基层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依然沿着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向前运动，出现“观念超前、社会生活居后、制度居中”的状态。

　　这种现象，和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贴切。在立法快车如同经济快车一样突飞猛进的今天，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的齐备甚至完备，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民法制度的判断要素，除了是否存在条理比较清晰、用语比较规范的比较成熟的法典或法律汇编，是否存在一套比较系统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关系等的制度之外，还包括是否存在主张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是否存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则体系，是否存在在民事交往中为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以及是否存在一些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民事行为，进而对成文民事法规范起着支持、补充及纠正作用的恒定规则。

　　比如，通过研究合同法可以发现，中国的契约传统不仅悠久，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和特征。至于近现代以来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以后，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但是，就社会关系变革的意义而言，契约方式并不是仅表现为一种“合约文本”的具体操作;而是它在近代社会的市民及其个体本位的社会形态中，迅速广泛地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和生活的理念。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当具有某种严肃意指并特指具体约定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转变为诸如“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的流行于市民生活方式的民谚时，它恰恰说明了由某种具体事件到生活理念的根本转变，以及在世俗层面上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某种更新。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他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时至今日，大概已没有太多的人会怀疑，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要解释其一部分的背景和作用，必须调动制度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所以，法律活动只有通过具体有关情况，包括文化情况，才能理解。

　　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是个人自身特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多重复合的产物。民法人格权制度则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德、良知等人格因素的法律规制。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按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认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社会发展首先是作为构成社会的人的发展。民法人格权制度对民事主体法律人格及事实人格的平等赋予，一方面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必然因此而推演出“人之为人”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其中有关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以及权利救济的规定，更是把民事主体人格的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体现到极致。私法主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主宰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私法的最高命令。因此，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如不涉及它与文化的关系、人格权的文化意蕴、人格权发展与文化进步的互动，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的展示，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其次，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创造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

　　具体到人格权与文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化构成社会意识，直接推动人格权观念的演进，并且影响其权能的实现。第二，民法的“人”是以文化的人而存在的。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格权，是具有文化意蕴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研究，必须超越法律规则本身。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单纯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技术和手段。和文化的总体特性一样，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观念、价值、目的的统一体。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人格权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要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求研究者超越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观，超越其学术本位。曾见报载，在某地居委会的党员献爱心动员会上，某支部书记未经同意而提到某人身患癌症，呼吁大家捐款“献爱心”。不料当事人并不愿披露此项事实，党支部书记一片爱心非但未得到感激，而且被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则认定:支部书记的做法虽未构成侵权，但显属不妥，应予批评。

　　相信那位党支部书记被诉至法院时多半会满怀一肚子委屈，否则，这件事也不至于变成新闻。面对这样的纠纷和尴尬，我敢肯定很多有识之士会呼吁要加强“普法”甚至“立法”，可其实，这纯属法外空间，关法律什么事?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启蒙的任务。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尽管以纠纷、诉讼、裁判的法律面孔出现，而其实不过乃人之常情，无非就是人格尊严和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正是人类文明和理性中永远不能跨越的那一面;那么，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