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改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改）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林业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乡（镇）设立的林业工作站或者林业中心站，负责乡（镇）林业工作。


　　第三条　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实行分类经营管理制度，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公益林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公益林列入社会公益事业管理，按照严格保护、分级管理原则，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林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建设和管理。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由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管理。
　　按照规定征收的育林基金、维简费、林业保护建设费，有关部门按规定提取的造林绿化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建立林业基金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境外资金用于植树造林，发展林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科学营林，保证森林资源总量的稳定增长。
　　每年２月１２日至３月１２日为全省造林绿化月。


　　第六条　集体承包给农户管理的“责任山”，其林地集体所有权不变，林地使用权及森林、林木所有权归承包的农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农户承包的“责任山”。
　　其他承包、经营林地的，双方权益由合同约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水库、湖泊周围和河流两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以及其他宜于封山育林的地方，应当严格实行封山育林等措施。封山育林区由当地人民政府公布，设立标志，注明封山育林范围、面积、时间、类型及措施。


　　第八条　建立森林资源调查制度。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森林资源调查，建立森林资源档案。森林资源调查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建立森林资源安全报告制度。发生重大的盗伐、滥伐，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其他破坏森林事件，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黄山、九华山风景名胜区，以及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定的其他区域为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条　因特殊需要改变森林生态、湿地生态、陆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及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等林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或者变更其经营林地面积的，须经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对古树名木应当逐棵登记建档，设立保护标志，禁止采伐、损毁和擅自移植。因科学研究、工程建设确需移植古树名木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对森林、林木消耗实行全额管理、限额采伐。采伐胸径５厘米以上的树木应当纳入年森林采伐限额。
　　全省年森林采伐限额由省人民政府下达执行，严禁超限额采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年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采伐林木应当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按下列规定核发：
　　（一）省、设区的市所属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二）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绿化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在省人民政府下达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内核发；
　　（三）护堤护岸林木的更新采伐，应当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有批准权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四）其他森林经营者的林木采伐，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中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核发。


　　第十四条　依法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时限、数量、树种、方式实施采伐，并按规定更新造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对采伐和更新造林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采伐森林、林木应当采用合理的采伐方式，防止水土流失。严格控制采伐天然阔叶林。禁止采伐石山裸露地和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的陡坡地以及容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地的林木。


　　第十五条　对采伐林木的申请，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０日内作出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对采伐商品林的申请，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在年森林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内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十六条　对兴办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申请，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２０日内作出决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收购的木材来源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　运输木材应当持有起运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木材运输证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经营、销售木材的，凭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
　　（二）再次运输的，凭原木材运输证或者木材交易合法证明等办理；
　　（三）农村居民销售其在自留地和房前屋后采伐的自有零星木材，凭村民委员会证明免费办理；
　　（四）依法没收的木材需要运输的，凭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司法机关的证明办理。


　　第十八条　运输木材的车辆经过木材检查站或者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时，应当主动接受检查。禁止以伪装、藏匿等方式逃避检查或者强行冲关运输木材。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采伐、损毁和移植古树名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树木，并处以树木价值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
　　（二）以伪装、藏匿等方式逃避检查运输木材的，没收非法运输的木材，并处运输木材价款１０％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
　　（三）强行冲关运输木材的，没收非法运输的木材，对货主可并处木材价款３０％以下的罚款；没收承运人的运费，并处运费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没收的树木、木材及其制品应当妥善处理，其变价款纳入育林基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依法委托林业管理事业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管理不善或处置不当造成盗伐、滥伐、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损失的；
　　（二）滥用职权审批或支持乱占林地、砍伐林木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擅自改变森林生态、湿地生态、陆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及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等林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或者变更其经营林地面积的；
　　（四）包庇、纵容林业行政违法行为，或对林业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理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担负法治进程的历史使命
??评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了我们的目标，当依法治国成为我们的治国方略，法治进程势不可挡，法治成为举国上下热门话题。然而，法治这个话题是如此沉重，法治的进程又是如此艰难，以至我们在法治的路上充满艰辛与酸楚。孙志刚之死带来收容审查制度的“寿终正寝”，佘祥林冤狱平反又促使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阿星杀人又让我们感慨法律的虚弱无力。而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孙志刚、佘祥林，如最近披露的“山东版佘祥林”陈世江的出现，这些无不让人感到我们为法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成本），每一小步法治的进步，都是踩在“孙志刚们”、“佘祥林们”的血泪踯躅前行。血泪唤醒民众对法治的渴求，现实激起学者们对法治的呐喊，学者们对法治研究所倾注的心血与热情，不能不让人感觉出中国大众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与不懈努力。于是乎，法治成为法学理论一个热门领域，对法治的理念、原则和具体制度，学者们提出了N多有益的构想和建议，其中不乏对西方法治发过国家的借鉴与学习。但是，却鲜有学者从总体上研究法治的成本问题，而法治建设实务中更是对成本问题要么毫无认识，要么视而不见。这一缺陷使我们的法治进程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可喜的是，游劝荣博士《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问世，为学者们今后研究法治开拓了一个新的方法与途径，也为探索中国的法治之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游劝荣博士兼有法学与经济学研究背景，加上其丰富的工作经历与本书新的研究方法，使《法治成本分析》一书的特色彰显无疑。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游劝荣博士亦明白这一点，因而全书从法治的概念出发，把读者的思维引向法治成本这一概念。作者在书中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法治的静态成本与动态成本，前者是从法治结构角度考察，后者是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然后指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尽管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见经济学中那些令人头晕的成套的经济学理论与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大量的统计数据。这一特点使得让我这样不懂经济学的人能够把全书读下去。而且全书文笔流利，一点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感觉。更吸引我的是，全书没有大谈法治成本理论，而是引用我们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去说明作者的观点。这些例子尽管有些早已见诸媒体报端，有些也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但作者很好的把它们与法治成本问题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全新的视角。
比如，作者举了一个“随地吐痰”的例子，是讲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吐了一口痰，被执勤的老大妈罚款5毛钱。这位年轻人痛快地给了一元钱，说：“大妈。你不用找了！”转身又吐了一口。这一问题在一般的人看来，也就是道德问题，但作者却往更深层次看，即表面上是道德问题，而从法治成本上看，却是守法与违法不成比例，导致违法后果很轻松，使违法者“潇洒得起来”。这样一个例子，就把“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给说清楚了。这不仅说清楚了问题，而且让人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相反，如果作者完全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这个“守法与违法成本”的“反比例”问题，问题能否说清楚是另外一回事，能否让我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看懂，却是个问题。又如，作者还以某城市火车站广场的一项管理制度为例进行说明，如果守法成本高，人们倾向于选择不守法，甚至违法。某城市火车站广场不禁止抽烟而禁止随意乱扔烟头，广场管理当局对违反规定乱扔烟头者规定罚款５元，并频频得手。原来该火车站广场基本不设置可以丢弃烟头的痰盂、垃圾箱之类的设施，而火车站广场活动的人以乘客为主：一是乘客经常都要排队，二是基本上都大包小包地拎着行李。再加上丢弃烟头的设施缺乏，乘客在是否守法时就会考虑守法成本问题：跑远一点找个痰盂或垃圾箱扔烟头吧，排的队序可能丢了，行李也可能丢了。拎着行李走吧，费力不算，排的队序仍然保不住。就近扔了吧，烟头还没落地，“执罚”的大嫂可能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接下来乘客只好乖乖地交罚款了。不用多加理论，这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所举的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通俗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却借以阐明了重视法治成本的深刻道理。
游劝荣博士还从法治进程角度考察了法治的动态成本问题。作者对法治动态成本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法治在其运行过程中，社会必然会为法治进程支付代价，包括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以及社会经济负担随之加重等。作者理性地提出，“当我们为作为法治两大支柱之一的分权与制衡这个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之科学、合理和正面功能大唱赞歌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它会消解一部分效率，这是我们在推进法治中必需正视的代价，也是法治进程中必需的成本之一。”（见书127页。）与此同时，作者对此提出更有远见的看法：“我们意识到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法治的努力，放弃侵权与制衡和严格程序两大制度设计。相反，我们正视这种成本和代价，并且从更高的视角、更长远的视野来认识这种成本和代价。”（见书第130页。）在论述公正的流失时，游博士通过个案的分析，以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为切入点，科学严密地论证了程序公正的代价。而作者在给“程序主义崇拜者” 泼了“程序代价”的冷水之后，对程序正义的代价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从容指出：“我们主张要正视并充分认识这种程序局限性的危害，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程序制度，让程序更彻底地与实体公正协调，以承担起‘运载’实体公正的使命，并使　之在‘运载’过程中减少流失。”（见书第165页。）游博士还强调法治的社会成本，并把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等一起放入法治的动态成本进行分析，并且认为，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是必然也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成本的支付，伴随着整个法治进程的自始至终。”（197）作者在书中对法治进程中社会为法治支付的成本和代价的揭示，意在“引起人们对法治及其进程进行正确的认知、科学的分析、辩证的思考、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法治成本的支付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是否就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呢？对此，游劝荣博士在论述法治成本，指陈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节约法治成本的方法与途径。作者在批判法治代价认识误区的“高成本论”和“无成本论”以及反驳依法治国“悲观论”和“速胜论”之后，作者提出，需要运用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作者又以鞭炮“禁放令”为例，阐述单纯依靠制度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还需要非制度方法的帮助，或者制度与技术相结合。
读完该书后，作者广阔的思维与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方式令我记忆尤深。可以说，游博士充分利用了现实生活这一“富矿”，其书中所举例子皆来源于实际生活。作者对“本土资源”有深刻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这本书还可以说是对“本土”法治的研究。书中找不到对国外法治理论或制度的引用，也找不到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尖锐批判，但文字中隐含着作者对现实法治进程中对法治成本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视而不见的警醒。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了法治成本问题，全书简洁明了的文字把我们引入一个经济学与法学地交叉领域。
然而，在我看来，游博士的《法治成本分析》在有些地方的论述我还不太明白。如，游博士在分析到法治的动态成本时，讲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问题，一方面讲要充分认识到程序公正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讲“法治就其价值判断而言，最终追求的仍然是实体公正，而不是程序公正，尽管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第151页。）同时作者认为“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程序公正只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第149页。）也即，在作者看来，无论程序公正多么重要，也只是运载实体公正的工具而已。那么程序的设计要最大限度的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让公正的程序服从和服务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两者的位置放在同等地位，而是更加看重实体公正，程序则沦为保障实体公正的工具，哪怕作者已经认识到程序本身也很重要。作者还认为，“如果在公正程序动作下的结果依然是不公正的话，人们对这个过程公正、程序公正非但不会有正面的认同，反而易被指为虚伪、‘作秀’、变得毫无价值。”（145页。）作者进一步指出，程序公正运行中会造成实体公正的牺牲和流失。综合作者的观点，实体公正是最终目标，程序公正在运载实体公正的过程中，又造成了实体公正的流失，也就是说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在实现过程中反而造成了目标不能实现。那么这流失的公正到底是为了实体公正付出的代价还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作者认为是程序公正付出的代价。这有点说不通，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一定代价。在我看来，把程序当作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前提在于一部完美无缺的实体法的存在。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们的法律就不需要修改了。同时实体公正与否，是由程序来决定的，因为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的假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尽管游功荣博士也认识到程序公正本身也很重要，但我不赞同他把程序看作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的观点。
此外，作者虽然针对如何节约和控制法制成本提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中仍存在让我不解的地方。比如，作者提出制度建设来节约法治成本，认为“从本质上说，法治就是一种制度，用制度的方法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第213页。）那么我认为，这种方法，本身已经融入到法治进程当中。既然法治就是一种制度，建设法治的过程就是建设制度的过程，那么法治成本的节约应当看作是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来实现的，简单的“制度建设”能否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仍存在疑问。同时作者还提出运用非制度方法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节约法治成本。这里作者似乎没有考虑这个技术的成本问题。孰不知，技术的成本也是非常的大。比如作者在书中举例通过探头控制交通违规的技术方式、以及通过结合技术解决鞭炮问题。技术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在书本的前面讲到静态成本时，作者也分析到执法成本问题，并且指出我国的经济相对落后及财政制度的障碍决定了我们的执法成本投入不足。在法治进程中引入技术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技术的落实却并不那么容易。比如，在路上安装探头等先进设备，如果要在每个路口都安装探头，违章的肯定会减少，但这些设备往往费用高昂，这一笔费用算不算入法治成本呢？又如，加强鞭炮的技术研究开发，这笔费用又由谁来负担呢？如此种种，既讲到技术，后面就不能没有MONEY的支持。君不见，技术的发达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技术的发达，而且目前世界上技术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时，以制度与技术相结合之路节约法治成本，的确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若两者发生冲突了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在书中也没有提及。
但总之，游劝荣博士这本《法治成本分析》为我国法治问题的研究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其借用了经济学领域的成本理论，对法治成本进行了整体分析，于理论、于实务，皆颇具价值。因而，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拜读的专著。诚如游荣博士在该书引言中所说：“研究法治及其进程的成本的现实意义在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法治之路。这是法治进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附：《法治成本分析》 作者：游劝荣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2-1　　 定价：18元

　　本书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违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动态成本，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科学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其论述广褒法治的各个环节和动态与静态各个方面，资讯翔实，论述周全。具有理论的开拓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是一本以新的视角研究法治的理论与实战的著作。
　　本书不只阐释了静态的法治成本，也从法治进程的角度分析了法治的动态成本；不只阐释政府的法治成本，也强调为一般人所忽略的法治社会成本；不只指出不重视法治成本的弊端，也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非制度方法以及制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节约法治成本。本书虽然着重释法治成本的理论，由于其涉及法治的各个环节，因而也是一本有关法治的通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游劝荣简介：男，1963年8月生，汉族，福建上杭县人。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200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福建省司法厅研究室副主任，福建省法学会秘书长兼《法制?望》、《福建法学》主编，福建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副局长，中共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兼福建省南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过各类著作10余册，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省法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常年法律顾问，福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