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重构
李健
内容摘要：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十分缺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民事检察权需要重构，且需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特征；法律应赋予民事检察抗诉权、建议权、调查权、侦查权、民事公诉权、支持（督促）起诉权、调卷权、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应与检察权的宪法定位相一致。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宪法定位远远高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种民事检察监督的职权规定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所没有的，是法律制度的共性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这种制度规定显得过于原则，没有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予以完整和充分的体现，操作性不强，给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导致检察监督乏力，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效能得不到真正有效发挥，另外也给质疑、否定中国民事检察制度提供了土壤和诱因。既然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享有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权，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履行民事检察的法律监督职责，真正发挥监督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应当重构民事检察权，这种重构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使民事检察充分发挥其作用，享有它应有的地位。
二、重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正当性
马克思曾说道：“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⑴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制度要么是旧有的法律制度的延续，要么是移植的但是不能生存的法律制度。世界上没有完全等同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完全等同的检察制度，即便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也有差异，各具特色，比如英国在1985年才设置独立的检察机关，在此前中央检察职权分别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使，⑵其检察体制比较松散。美国一直有独立的检察机关，检察体制则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⑶的特征。幻想以移植某种法律制度来改造社会只是一种恣意。法律制度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同样检察制度的设立只能以社会为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检察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质疑、否定中国检察制度，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领悟检察制度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检察制度来考量中国的检察制度，总认为西方检察制度没有的定位和职权，中国检察制度也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本来就犯了基本的认识性、方向性的错误。西方的检察制度有西方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检察制度有中国的社会基础，基础不同，其检察制度当然会有差异。因此，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具有中国的正当性。
（一）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政治权力基础
樊崇义教授在《检察制度原理》一书中，将检察基本原理归纳为七种，位列第一的权力模式原理。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就是我国的权力模式。我国的权力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分立的层级化权力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它们的组成和活动必须服从于权力机关的决定，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⑷这种权力模式主要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其结构特征属于垂直型，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没有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平行，相互制衡，属于平面或半平面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有优点，即避免集权和专断，但也有其缺点，即没有科学地划分权力种类。基本权力不仅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还有监督权等。由于这种划分，使得具有一定司法属性的检察权被迫放置于行政权种类里，致使检察权弱小，不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属同一权力层级。我国是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模式下，检察权与行政、审判权同属于二级权力，并且因制衡行政权和审判权的需要而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可见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模式更能科学的划分权力种类，使得各种权力的配备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均衡化和权力的充分实现。当然我国的检察制度也是在人民民主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理所当然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只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事检察权的监督制衡审判权，就应该授予民事检察权更多的监督手段，没有必要去考虑西方检察制度有没有。
（二）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文化历史基础
我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但缺少传统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制度，只是这些法律制度完全成为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些法律制度没有促成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反到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其实在封建时代，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完备的，比如唐朝，形成了行政、监督、审判相互制衡的体制，并且作为监督权而言形成了独立的制度和体制。御史制度就是封建时代的监督制度。御史制度自秦朝初建至清末2000余年，其间，名称虽有变化，职权有所调整，但基本权能没有变，就是纠察百官，监督行政、审判。御史制度是中国古代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的监督机构，是应封建帝制需要而产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是受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影响而设置，但是不无我国御史制度的影子，是御史文化的一种隐性传承。如果只是整体移植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不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游历日本、欧美，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响很深，但是他的宪法思想也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提出了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学说，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中，监察院就是行使监督权的机构，这也有我国御史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适合国情的检察制度才会有生命力，才是科学的制度。这个国情包含历史文化，没有那个国家的制度是脱离自身文化传承和历史的，包括检察制度，也包括民事检察制度。
（三）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现实实践基础
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很高：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的地位却十分尴尬，错位严重，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的缺陷。虽然宪法有规定，但是缺乏履行法律监督所必要的保障手段。民事检察监督更是如此。但我国的法治国情却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
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仅限于《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原则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条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做出了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从仅有规定的法律条文看，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抗诉权而言。其他监督权则是一片空白。这与当前世界各国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的趋势不符，与中央要求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不合。中央要求“要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能，…”， “人民检察院要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⑸因此，民事检察监督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效能的发挥，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当前的民事审判、民事执行活动的状况也非常需要民事检察监督。民事审判缺乏公信力，民事执行缺乏信任度，其过程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2003年的468人下降到2007年的218人，下降53.42%”。⑹虽然是逐年下降，但是这只是被查处的数字。2009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７１２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１０５人。⑺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的发生及最近揭露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受贿案更是暴露出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充分印证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⑻的至理名言。在现阶段，审判权、执行权过于强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特别基层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重构民事检察权，强化民事检察监督是现实之亟需。
三、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的重构
如前所述，民事检察制度的立法十分不完善，严重滞后，需要重构。但是要重构还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就是检察权的性质和权能。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大陆法系多是定性为准司法权，英美法系定性为行政权。我国理论界争议颇多，有行政权、司法权、行政司法双重属性、监督权的观点，在宪法上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在权能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具有公诉和法律监督两项权能，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只具有公诉权能。可以看出，作为检察权的权能是多项的，是可以并存的。换言之，检察机关既可以享有公诉权，又可以享有法律监督权，只是孰轻孰重而已，并不是只能享有一种权能。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既然是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应该享有诉权或者侦查权，不能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观点不符合检察权的实际。
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可以包括以下权能。
一是抗诉权，有人又称之为决定再审权⑼。抗诉权是法律明确授予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充分行使了该权力，自1988-2007年，共提出抗诉150926件，其中1997-2007年共提出抗诉145072件，法院再审审结84070件，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调解62559件，维持原判20141件，其他处理1670件，改变率为74%。⑽抗诉取得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制衡效果。因此抗诉权（或决定再审权）是民事检察权的首项权能。
二是建议权。检察机关应该享有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向人民法院和其他单位发出工作建议的权能。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则》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对个案件审检察建议和工作建议做出了规定，检察机关也开始运用检察建议，主要是个案再审检察建议开展工作，2003-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4782件，人民法院采纳13780件，⑾采纳率为55.6%，这里的采纳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再审，并不是指再审的改变率，再审改变率应当低于采纳率，可见检察建议的效果远不如抗诉。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属于检察机关单方司法解释，作用有限，接受与否全取决于人民法院的认识和态度。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法律应授权并制定程序性保障措施，如检察建议发出后，人民法院或其他单位应该如何回应检察建议等。
三、调查权。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保障性权能。调查权包括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和对民事审判人员、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的调查权。在“新证据”成为抗诉理由之后，调查取证权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某种情形下可以决定抗诉的成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抗诉（再审）事由中，有许多是涉及民事审判人员（含执行）违法的情形，因此授予检察机关民事审判（含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调查权无疑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职的必备要件。但是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只是《规 则》有些规定，严重制约了民事检察权的发挥。法律应尽快予以规定。
四是侦查权。200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整合检察资源时下发了《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通知》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对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经检察长同意，可以进行初查；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从而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2009年，根据司法改革的要求，又将侦查权收归了反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收归的原因是不太清楚。但是侦查权的收回意味着民事检察监督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十分刚性的权力，这对民事检察监督的作用和效果有重大影响。将侦查权有条件的授权民事行政检部门有十足的合理性，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熟悉民事法律，熟悉审判、执行的程序，在办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容易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这是先天性优势，同时也能提高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的发现意识，为查处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创造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民事审判（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有条件的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以确保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五是民事公诉权。在西方国家，检察机关都享有民事公诉权，如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皆有公益诉讼，英美法系的美国等亦有公益诉讼。虽然不是西方国家有，我国一定要有，但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要求予以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因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诉讼活动，代表国家履行法律职责。既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刑事公诉，自然也可以代表国家提起民事公诉，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1997年开始，检察机关已经进行民事公诉的探索工作，办理了一批有影响、有效果的民事公诉案件。授权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符合世界之潮流，亦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需要。
六是督促、支持起诉权。督促、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近些年探索的一个方面。督促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督促负有管理职责的单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支持起诉，指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损害弱势群体民事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群体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⑿昔日法律对此规定原则模糊，操作性不强，因此，立法应加以完善，以确保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七是调卷权。调卷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性权力，是民事检察监督不可或缺的权力保障。调卷权虽然经过多次检、法两院协调，虽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较好解决，但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反反复复，时而解决好了，时而又变化，时而可以借卷，时而又不能借卷。法律应快速做出规定：检察机关借阅民事审判卷宗，人民法院应当借阅并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八是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执行是当前社会的焦点话题，亦是法官违法犯罪的多发区、重灾区，人民群众多有微词。笔者在2008年撰写《浅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一文，就执行检察监督问题进行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授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检察权是社会之需，人民群众之需，刻不容缓。
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应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不应以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西方检察制度来审视我国的检察制度，“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⒀中国的民事检察制度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应放在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背景下思考，只有如此才会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府办〔2009〕197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市国土房产局制定的《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
市国土房产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保障性租赁房的分配和管理，依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范围内保障性租赁房的分配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障性租赁房，是指政府提供优惠，限定户型、面积和租金标准，向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特定对象，以出租方式提供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第四条 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房产局”）是本市保障性租赁房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公房管理中心负责本市保障性租赁房分配和管理的具体工作。市发展改革、财政、建设、民政、机关事务管理、人事、物价、公安、税务、侨务、工商、金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劳动、监察、审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部门职责分工，协助做好保障性租赁房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依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和本办法规定负责保障性租赁房的相关工作，并协助做好投诉举报的核查工作。
第五条 保障性租赁房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筹集，并实行房源收储制度。
保障性租赁房建设和筹集房源的资金来源为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的专项建设资金、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款和社会捐赠等。
市国土房产局根据社会需求编制保障性租赁房需求规划和供应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申请和配租
第六条 低收入家庭申请承租保障性租赁房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应具有本市户籍，在本市工作和生活，且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取得本市户籍时间满3年；
（二）家庭收入符合本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
（三）家庭资产在本市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标准上限的4倍以下；
（四）在本市无住房或住房困难。
符合上述条件的单身居民达到计划生育晚婚年龄，可独立申请。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保障性租赁房：
（一）申请之日前五年内有房产转让行为的；
（二）通过购买商品房取得本市户籍的；
（三）作为商品房委托代理人或者通过投靠子女取得本市户籍未满十年的；
（四）已领取拆迁公有住房安置补偿金未退还的；
（五）已领取住房货币化补贴未退还的；
（六）其他市人民政府规定不得申请的。
第八条 申请保障性租赁房实行家庭成员全名制，由申请人提出申请，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必须共同申请。申请人及其配偶的父母、成年子女、单身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具有抚养或赡养关系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的，也可共同申请。
申请家庭成员的收入（资产）、住房面积应当合并计算。户籍因就学迁入本市的，就学期间不计入取得户籍时间。因就学（不含出国留学人员）、服兵役等原因户籍迁出本市的，仍可参与共同申请。
第九条 申请保障性租赁房时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申请表》；
（二）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结婚证；配偶已去世的应提供死亡证明；离婚的应提供离婚证或法院离婚判决书及子女抚养权证明；因服兵役和到外地就学等原因户籍未在本市的应提供派出所证明；
（三）所在单位开具的收入和住房分配情况证明，已享受政府住房优惠政策的，须提供与相关部门签订的原住房腾退协议等证明材料；
（四）拥有的房产及现居住住房的权属证书、销售合同、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
（五）拥有汽车的，应提供汽车行驶证等证明材料；
（六）投资办企业的，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及股权等证明材料；
（七）属于《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规定予以适当优先分配或单列分配的，应提供相关证件或相应证明材料；
（八）申请家庭同意接受有关部门对其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声明材料；
（九）其它相关材料。
第十条 保障性租赁房的申请和分配程序：
（一）申请和受理。申请保障性租赁房的家庭，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申报材料符合规定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当场予以登记、发放轮候登记号；
（二）调查核实。社区居民委员会受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对申请家庭的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在社区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七日（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由实际居住地居委会组织调查、公示并出具调查意见，送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进行审核；申请人户籍与共同申请人户籍不在同一居委会的，分别由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组织调查、公示并出具调查意见，送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委会进行审核）。公示期满后户籍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将申请材料及公示情况报送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三）审查认定。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对申请材料及申请家庭收入（资产）、家庭住房状况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审查。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低收入家庭的资格进行认定，并对申请承租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补助比例予以确定，并报市公房管理中心；
（四）复核。市公房管理中心对申请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复核；
（五）审核。市国土房产局对申请家庭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通过报纸、网站公示十五日。对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轮候资格，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六）选房。市公房管理中心按轮候登记号码顺序安排选房，申请人根据选房规则选房，并签订《选房确认书》；
（七）签约。申请人与市公房管理中心签订《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租赁合同》，与户籍所在地的区民政局签订《厦门市保障性租赁房租金补助合同》；
（八）入住。申请人持市公房管理中心开具的《入住通知单》，在二个月内办理交房手续并入住。
第十一条 申请人拒绝选房或未按规定时间选定房源或选房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视为放弃本次申请资格，其轮候登记号作废，但可重新申请保障性租赁房。
第十二条 保障性租赁房实行轮候分配制度，按轮候登记号码先后顺序选房配租。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在轮候时予以适当优先分配：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
（二）孤寡老人；
（三）申请家庭成员中有属于残疾、重点优抚对象、获得市级以上见义勇为表彰、特殊贡献奖励、劳动模范称号的；
（四）申请家庭成员中有在服兵役期间荣立二等功、战时荣立三等功以上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家庭，可予以单列分配：
（一）居住在危房的；
（二）居住在已退的侨房、信托代管房等落实政策住房的；
（三）居住在已确定拆迁范围内的住房且不符合拆迁安置条件的。
第十五条 保障性租赁房申请家庭在轮候期间，家庭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主动向原提交申请的社区居民委会提出变更登记，并按规定程序重新审核。情况变化且不再符合保障性租赁房申请条件的，应当如实向市国土房产局申报，并退出轮候。
第十六条 保障性租赁房根据具有本市户籍的申请家庭人口配租住房，具体为：
（一）1人户配租一房型；
（二）2人户及夫妻带1子女家庭可配租二房型；
（三）3人及以上户（不含夫妻带1子女家庭）可配租三房型。
第十七条 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其现有住房属于政府优惠政策住房的，应按规定退出，由有关部门回收或回购；不属于政府优惠政策住房的，按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下调一房型配租。申请人也可主动申请下调房型配租。
第十八条 市国土房产局应及时通过报纸、网站向社会公布保障性租赁房的地段、户型、面积、租金等房源信息，以及申请轮候信息和选房配租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租金管理
第十九条 保障性租赁房按市场租金标准计租，租金标准和租金计算办法由市国土房产局会同财政、物价等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承租保障性租赁房实行租金补助制度，补助标准按家庭收入（资产）水平进行划分。
第二十一条 低收入家庭承租的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补助标准按以下执行：
（一）家庭收入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控制标准上限0.5倍及以上的，补助房屋租金的70％；
（二）家庭收入为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控制标准上限0.5倍以下的，补助房屋租金的80％；
（三）家庭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补助房屋租金的90％。
第二十二条 承租户在租赁期间，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没有能力缴交租金的，可申请特殊租金补助。特殊租金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为自付租金总额的80％，每次最长期限为一年。
第二十三条 承租户在租赁期间发生收入变化，需调整租金补助的，住户可持申请材料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申请，有关部门按规定调整租金补助标准。
第二十四条 低收入家庭承租的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补助由市、区财政按财政体制分成比例共同承担。
第二十五条 承租户应按合同约定级时缴纳租金，拖欠租金的，由市公房管理中心依法收取滞纳金。租金和滞纳金由市公房管理中心收取后按规定上缴市财政，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章 租赁管理
第二十六条 已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住房但仍符合保障性租赁房申请条件的家庭，应在保障性租赁房交房后60日内退出原政府优惠政策住房，由相关部门依法回收或回购。
第二十七条 承租保障性租赁房后，其家庭人口、户籍、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在三个月内主动申报。出现下列不符合承租条件情形的，由市国土房产局依法收回房屋：
（一）家庭收入或资产已超过规定标准的；
（二）拥有其它住房的；
（三）申请家庭成员户籍均已迁出本市的；
（四）出现不符合承租保障性租赁房的其它情形的。
第二十八条 保障性租赁房租赁合同和租金补助合同期限应一致，且最长不超过三年。承租保障性租赁房租赁合同期满需继续承租的，应当提前三个月向市公房管理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承租条件的，续签租赁合同，并按规定实行租金补助。
租赁合同期满未再申请或者经审核不符合承租条件的，其承租房屋由市国土房产部门收回。
第二十九条 承租户可按以下程序主动申报退出保障性租赁房：
（一）申报。承租户向市公房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二）签订协议。由市公房管理中心与承租户签订《保障性租赁房退房协议》，终止租赁关系；
（三）退出房屋。承租户应在协议规定时间内腾退保障性租赁房，缴清水、电、煤气、电视、电话、物业及其它应由承租户承担的相关费用，同时将户籍迁出；
（四）结算。退房后市公房管理中心与承租户对租金等进行结算。租金结算至退出保障性租赁房的上月月底。
第三十条 承租户应保护好房屋及其设备并合理使用，不得改变房屋用途，不得损毁、破坏、不得擅自装修和改变房屋结构、配套设施，若因使用不当或人为原因造成房屋及其设备的损坏，承租户应负责修复并依法承担相关费用。
第三十一条 保障性租赁房的修缮维护、设备维修更新、危房改造和相关管理费用，房屋空置期间产生的物业管理等费用，以及用于回收、回购、收购住房等所需的资金，纳入部门预算，由市财政核拨。
第三十二条 新建的保障性租赁房在交付使用前，应具备基本居住条件，建设标准由市国土房产局会同市建设与管理局制定。旧房在重新投入使用前，由市国土房产局根据需要进行基本装修，相关费用纳入房屋修缮经费项目管理。
第三十三条 承租户应及时向供水、供电、燃气、有线电视、电信、卫生、物业管理等部门申请办理开户及变更等相关手续，相关费用由承租户按照相关规定独立承担，自行缴纳，相关部门应提供方便，保证正常使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申请家庭在申请或取得保障性租赁房期间，有违反《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条规定的，由市国土房产局依法给予处理。
第三十五条 申请家庭在申请或取得保障性租赁房期间因违反《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被取消申请轮候资格或者收回房屋的，申请家庭五年内不得再申请社会保障性住房。
第三十六条 违反《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规定，应当退出保障性租赁房或者原政府优惠政策住房而未退出的，自应当收回之日起按市场租金标准缴交租金，并可给予三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满仍拒不退出的，按应交市场租金的一倍处以罚款，并由市国土房产局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申请人对有关部门的审核结论、分配结果以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接受举报的单位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
第三十九条 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企事业单位人才、公务人员及其他特定对象申请保障性租赁房的相关管理办法，由市国土房产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报市政府批准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国土房产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2006年11月29日印发的《厦门市社会保障性租赁房管理办法（试行）》（厦府办〔2006〕278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