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我国审判实践中，对商业秘密构成条件究竟是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三要素”，还是上述之外再加独特性的“四要素”存在着争议。 笔者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和《刑法》第219条一致规定：“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归结为：1、不为公众所知悉（秘密性），2、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价值性），3、具有实用性（实用性），4、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保密性）。下面详细阐述：

一、不为公众所知悉（秘密性）

秘密性，这是商业秘密的核心特征，也是认定商业秘密的难点和争议的焦点。法律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即指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指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未进入“公有领域”，非“公知信息”或“公知技术”。秘密性是商业秘密与专利技术、公知技术相区别的最显著特征，也是商业秘密维系其经济价值和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一项为公众所知、可以轻易取得的信息，无法籍此享有优势，法律亦无需给予保护；一项已经公开的秘密，会使其拥有人失去在竞争中的优势，同样也就不再需要法律保护。

对于在具体案件中“不为公众所知悉”如何理解和适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2条第2款指出：“本规定所称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的”。该解释是从字面含义和从信息的消极获取渠道所作的界定，并未从正面揭示出它的内涵。“不为公众所知悉”是对商业秘密内容的要求，主要是要求作为商业秘密的信息应有新颖性，只是对这种新颖性要求较低，只要与众所周知的信息有最低限度的区别或有新意即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得”是对商业秘密来源的要求，下面要对“公众”和“公开渠道”做出界定：

（一）公众的相对性

第一，“公众”的相对性

公众在主体上的相对性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宗旨相吻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商业秘密相对的“公众”当然不是泛指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而是指该信息应用领域的竞争者，即同业竞争者。

一项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并不是指除了合法持有人以外没有任何人知悉。而是指该信息在本行业或本领域内不为公众所知。具体地说，公众是指同业竞争者，非竞争者如一般公民和组织被排除在外。即使竞争者也仅仅指同行业、同领域的能够凭借该信息取得经济利益的企业、科研机构或个人。但是从事与该信息有关的技术开发、经营管理活动的科技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知悉该信息不影响其秘密性。

第二，公众在地域范围上的相对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技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早已推广应用成为公知技术，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还鲜为人知，属于先进技术。和国外相比，则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技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某些国外即将淘汰的技术，被我国企业引进之后，可能被当作先进技术，具有秘密性。因此，秘密性的地域范围并不是象专利发明的新颖性那样，有一确定的空间标准，而是随着个案中涉及的有利益冲突的主体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所涉及的是两个跨国公司的竞争关系时则应考虑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公众。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两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则应考虑这个国家的公众。

（二）秘密性的相对性

但商业秘密作为一种以秘密状态保守的知识产权，无法以一个硬性的、绝对的标准衡量其秘密性，因此，我们对其秘密性的理解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种情形中，换句话说，在以下四种情形中，尽管从形式上，该信息为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知悉，但并不能由此否认该信息是商业秘密，侵权方以此作为非罪的抗辩理由的，不能成立。这四种情形是：

其一，独立多重发明。由于商业秘密的特殊性，会出现权利人和他人各自都以为自己是该商业秘密的唯一权利人，或者相互之间发生横向关系共同采取保密措施的，这种情形通常被称为“独立多重发明”。

其二，反向工程。根据商业秘密权利人投入市场的产品，有人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该产品的商业秘密，并且同样作为秘密管理，即为“反向工程”。

其三，商业秘密的使用与管理中，一定限度的公开。在商业秘密的使用与管理中，一定限度的公开是无法避免的，如一个厂商在使用某商业秘密时，不可避免要有一些工厂中的员工接近、掌握该秘密。

其四，为其他行业、专业领域知悉。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在同一知识水平、同一专业技术知识领域内而言的，因为一种经营信息或技术信息，可能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利用它实现某种利益目的。例如，一个出版商的客户名单，对于竞争对手如获至宝，对于并非该行业的人来说，可能一文不值、毫无意义。又如前苏联一种军用的合金材料含有非常重要的技术信息，以它的下脚料制作的一种民用挂衣钩在民用领域却从未意识到对该信息的保密问题，后为美国从中获取。在上述其二、其三、其四的情形中，仅限于相关当事人是以不违反诚实经营的方式而知悉，如果是有意以此作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手段的，仍然属于违法行为。

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价值性）

若干规定第2条第3款规定：“本规定所称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该解释揭示了商业秘密的本质特征。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这指的是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目的。首先，商业秘密能给权利人带来的经济利益往往体现为因竞争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其次，该经济利益不但包括应用商业秘密已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包括虽未应用但一旦应用必然取得的良好成果。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包括“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不以现实的价值为限。

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这正是商业秘密的可受保护的财产利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权利人取得商业秘密并努力维护所享有的商业秘密权的内在动力。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在开发研究商业秘密的过程中，已有明确的工业化或商业化目标，这无疑是出于谋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从商业秘密的实施利用结果来看，权利人因使用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秘密或商务信息取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在技术上，含有技术秘密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使其在同类产品中拥有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的特点，或者能够降低产品成本、节约原材料；在商务方面，经营信息的持有和运用能够拓宽商品销路或提高商品销售价格；在经营管理上，商业秘密的运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开源节流，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等等。商业秘密持有人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创造更多的利润。而合法持有人以外的他人也有可能以这些信息的使用谋取非法利益，保护商业秘密的意义就是禁止他人从这些信息中取得不正当的经济利益。

三、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商业秘密的客观有用性，即通过运用商业秘密可以为所有人创造出经济上的价值，具有确定的实用性，是实现商业秘密价值性的必然要求。一项商业秘密必须能够用于制造或者使用才能为其持有人带来经济利益。正由于商业秘密的实用性，谁只要掌握了商业秘密，谁就必然可以将之用于实践，所以在人才流动中商业秘密的侵权才变得如此容易和广泛。

实用性条件要求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具有确定性，它应该是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或阶段性技术成果。实用性还体现在商业秘密必须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如一个化学配方、一项工艺流程说明书和图纸、制造产品的技术方案、管理档案等等。实用性并不要求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现实利用，只要该信息满足应用的现实可能性即可。实用性与价值性是密切相关的，实用性是价值性的基础，没有实用性就谈不上价值性。所以，尽管商业秘密的价值性是包括将来的、潜在的价值，但同样要求这种价值是具体的，根据科学的推断是可预期的，商业秘密必须能够运用到一定行业，从而产生实际的经济价值，没有实用性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抽象的概念、原理、原则，如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案，不能称之为商业秘密，是不能获得法律保护的。

四、采取了保密措施（保密性）

商业秘密的保密性是指商业秘密经权利人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从而使一般人不易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该要件强调的权利人的保密行为，而不是保密的结果。之所以有此规定，盖因法律鼓励为权利而斗争者，不应保护权利上之睡眠者。保密性的客观存在，使得竞争对手在正常情况下通过公开渠道难以直接获悉该信息。

中宣部 新闻出版署


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4月1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社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现有出版社460多家，地区分布相当普遍，专业门类大体齐全，出版社布局的主体大体完成。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改革，努力把现有出版社办好。
近几年来，出版社的改革在有些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出版社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围绕政治运动转的状况，拓宽了出书领域，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地方出版社的办社方针由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改变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由综合出版社逐步分为专业出版社。出版社进行了职称改革，实行了评定和聘任专业职务的制度。大多数出版社实行企业管理，开始重视经营、重视自办发行，正在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一些出版社对社长负责制、协作出版、自费出版和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试验和探索。但是，出版社工作还存在许多亟待改革的问题，国家对出版工作在宏观上管理不够，微观上统得过多、过死，图书的选题和结构不够合理和完善，图书质量亟待提高，出版社缺少应有的自主权，等等。在出版社内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分配上平均主义，经营机制缺少应有的活力。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进一步推进出版社的改革。
根据出版社几年来改革的实践，现就目前出版社改革问题（主要是出版社内部改革问题），提出如下试行办法：
一、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
出版社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更好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提高图书质量，出版更多的好书，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为适应这种转变，就需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等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出版社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总之，要努力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志。对出版社的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和改善经营，是为了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以保证多出好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
优化选题，调整完善图书结构，是提高图书质量、多出好书的关健。出版社在改革中要着眼于认真编辑出版反映和推动时代前进、传播和积累人类优秀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图书，以满足各方面、各层次读者的需要。
要始终抓紧选题规划。制定选题规划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既要保护和支持编辑组稿的积极性，又要服从全社统筹安排的需要。为了扩大稿源，及时抓到重要选题，可在社内社外设组稿编辑。
要下力气抓好重点书。出版社和编辑室都要有自己的重点书出版规划，保证按质按量地完成。重点书要力求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突出本社特色。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原则上应该坚持三审制。终审发稿，一定要由总编辑、副总编辑或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委托并经社长同意的编审、副编审负责决定。
要抓好重印书。根据图书内容和市场情况，有计划地安排重印，逐步积累本社的保留书目，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平庸、粗制滥造的图书过多，纸张等资源又十分紧张，要下决心控制出书品种，确保图书质量。
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是出版工作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应当坚持。为了促进学术理论著作、科技图书的出版，对一些专业面较窄的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和学术出版社），可以有所放宽，允许出版少量（不超过当年全部选题的3—5％）相关或相近学科的图书。超过专业分工的图书选题，要事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
三、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已不适应当前出版改革的要求，要逐步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法人代表。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
社长全面领导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国家规定的出版社应有的人权、财权和选题审批权，由社长行使。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都对社长负责。社长可以直接由上级任命；有条件的出版社也可以民主选举产生，再由上级任命。社长实行任期制，可以连任。如不称职，可以调换或罢免。
出版社是否设总编辑，是单独设置还是由社长兼任，可以因社而异，不做统一规定。总编辑、副总编辑、副社长由社长提名，报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
社务委员会为议事机构，由社长主持，社长应认真听取社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但对所讨论的问题，社长有决定权。
出版社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对社长进行监督。上级主管部门在考核社长时，要听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意见。
四、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在出版社各个部门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使责、权、利逐步统一起来。
编辑部门要实行专业职务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专业职务不仅要同工资收入挂钩，而且要同岗位责任挂钩。出版社的其他专业职务也应这样要求。
继续试行和完善出版社内部的各种承包责任制。编辑部门试行承包责任制时，要有保证社会效益的要求和措施，不允许不顾出版方针和图书质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考虑到编辑工作的特点，利润指标不宜分解到个人。
为了合理使用人才，结合建立岗位责任制，逐步做到优化出版社的人员组合。出版社可进行试点，由编辑室主任或编审组织人员，建立适当形式的责任制集体。
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国家（上级主管机关）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出书的品种、质量、数量和利润。
五、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
工资和奖金，都应当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以利于调动积极性，提高图书质量。
奖金应根据贡献大小分配，要拉开差距。对有特殊贡献的应当给以重奖。贡献要全面衡量，包括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奖励的措施要充分体现编辑部门承担精神生产任务的特点，奖励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设单项奖，也可以设综合奖。可以根据定额超额给奖，可以通过评选给奖，也可以按承包条件给奖。
有奖就应有罚。对于违反出版方针、完不成规定任务、出现责任事故、违反出版纪律的，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不称职的人员应当更换工作岗位。
六、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
出版社可以开辟多种渠道，利用社会力量，扩大资金来源，争取多出好书。
协作出版是出版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作法。根据前几年试行中的经验教训，协作出版图书的范围，目前应限于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协作的对象，目前应限于国家科研、教学单位、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不能是集体和个人；协作出版的书稿要经过出版社终审、终校；协作双方要事先签订合同。严禁出版社借协作出版之名出卖书号。
自费出版有利于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指定一家出版社统筹安排自费出版业务。有条件的中央一级出版社经新闻出版署审核同意后就可办理自费出版业务。自费出版的图书目前限于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自费出版者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自费出版著作的编、印、发全过程统一由出版社负责；自费出版也要事先签订合同。
要积极发展对外合作出版，包括同外国出版社的合作出版，同港澳以及台湾出版社的合作出版。对外合作出版主要是利用对方的资金、技术和发行渠道，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港、澳、台和国外市场。这项工作前一段时间进展不快，应当加以推动。
出版社可以在外地委托印刷厂印制图书，并委托外地的发行单位发行图书，但不得委托给个人。委托代印代发要事先签订合同，并经双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视为非法出版活动。禁止出版社以代印代发名义变相出卖书号。
确有需要的出版社在办社宗旨和经营主权不变的前提下，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吸收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有条件的科技和学术性出版社，经省级政府和部级主管部门同意，并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可以试行同外资合营，但外资股金必须低于1／2，编辑部应由我方掌握。
七、在改革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
搞好出版社的改革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而这支高素质的队伍只有在改革的进程中才能建设和成长起来。
出版队伍的建设要重视树立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观念，不断强化出版社成员的文化意识、经营意识和竞争意识。要创造条件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敢于重用那些积极变革、眼界开阔、讲求实效、精通业务、在编辑和经营方面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
出版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单位，要注意提高出版社成员特别是各级骨干的思想政治水平，自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培养出版社成员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树立从事出版事业的荣誉感，增强出版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出版社成员，特别是编辑、出版人员有时间进行学习、进修、调查研究、参加学术活动，提高政策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加强纪律和提高效率。
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提倡编辑人员从事写作。
八、加强对出版社改革的领导
出版社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刚刚起步，缺乏实践经验，将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出版行政领导部门要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帮助出版社大胆探索，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改革健康发展。
出版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搞好出版社改革不仅取决于出版社本身，还与出版系统中的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改革密切相关，而且受到出版系统外部条件的制约。各级出版领导部门，要在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两个方面做好工作，既要简政放权，推动出版社自主经营，又要进行必要的规划、指导、监督和协调。
建议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加强对出版改革的领导，并在财政、信贷、税收和物资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各地区、各部门的出版社情况不同，改革的要求和进度应有所不同。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出版社，国家一直给予财政补贴，在改革中需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促其发展，更好地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科学、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