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颁布南京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和南京市炉窑烟尘排放管理条例的通知
南京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噪声污染，保护人民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南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环境噪声，系指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建设施工和社会活动等所产生的影响周围地区环境的噪声。
第三条 城区及郊县城镇一切有噪声污染的单位以及驶入这些区域的各种机动车辆，必须执行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3096－82）和《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ＧＢ1495－79）。
第四条 本条例由市、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
交通噪声由公安部门负责管理；工业噪声、施工噪声，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管理；社会活动等噪声，由公安部门会同环境保护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管理。
第五条 公民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章 交通噪声管理
第六条 本章所称交通噪声，系指机动车辆、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周围地区环境的噪声。
第七条 各类机动车辆禁止使用气喇叭。夜间（二十一时至五时，下同）行车应以灯光示意，禁止鸣喇叭。设有禁止鸣号标志的地段，不准鸣喇叭。不准鸣喇叭叫人。
经批准装有警响器的消防、警备、抢险、救护等特种车辆，只准在执行任务时使用警响器。
第八条 一切机动车辆应保持技术性能良好，部件紧固，加速行驶时，门窗、挂车和载重等部位，不得有撞击声。车外最大允许噪声级不得超过国家《机动车辆允许噪声标准》。噪声大的机动车辆，必须安装有效的消声器。车辆管理所对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车辆不予签证。
第九条 禁止拖拉机进入城区。经批准临时进入城区运输的拖拉机，只限于装载指定的货物，并按规定时间、路线行驶。
第十条 火车驶入栖霞山南站、古雄站、林场站市区范围内，除紧急情况外，一律使用风笛，不准使用汽笛。

第三章 工业噪声管理
第十一条 本章所称工业噪声，系指工矿企业和其他单位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影响周围地区环境的噪声。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防止噪声的设施，必须报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部门，按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审查批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十三条 一切产生噪声污染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使其周围环境噪声符合所在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
工业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必须执行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发的《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
第十四条 确因治理技术条件限制，发声设备所产生的噪声超过周围环境噪声标准的，在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只准在昼间（五时至二十一时，下同）使用。
第十五条 对噪声污染严重，短期又难治理的单位，应分别情况，令其关、停、并、转或迁移噪声源。市属单位由市环境保护局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区、县以下（含区、县）单位由区、县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报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市属以上
单位由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施工噪声管理
第十六条 本章所称施工噪声，系指建设施工现场产生的影响周围地区环境的噪声。
第十七条 建筑施工单位对产生噪声污染的各种机具，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第十八条 建筑施工单位使用的推土机、打桩机、破碎机、风镐、移动式空压机、搅拌机、电锯等大型施工机具，只准在昼间使用，因特殊情况需在其他时间使用，须事前报经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五章 社会活动噪声管理
第十九条 本章所称社会活动噪声，系指除交通、工业、施工噪声之外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噪声。
第二十条 城区和郊县城镇，除大型集会、游行、庆祝活动外，其他活动禁止使用高音喇叭。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音响器材、发声设备和其他活动产生的噪声，不得妨害四邻。其音响昼间不得超过50分贝（Ａ）；夜间不得超过40分贝（Ａ）。

第六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二条 凡认真执行本条例，对防治噪声危害有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个人，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奖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订。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噪声的监测，由市环境保护局制订的《环境噪声监测规范》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原《南京市噪声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南京市炉窑烟尘排放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炉窑烟尘排放污染，保护人民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南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炉窑，系指各种锅炉、工业窑炉、热水炉、炊事灶、营业灶等燃烧装置。
第三条 用于生产、采暖、生活的锅炉，烟尘的排放必须符合国家《锅炉烟尘排放标准》（ＧＢ3841－83）。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公民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五条 本条例由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监督执行。

第二章 烟尘防治
第六条 所有炉窑应采取烟尘防治的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对大气环境的污染，积极开展综合利用，化害为利。
第七条 炉窑在正常燃烧情况下，排烟黑度不得超过林格曼一级；排烟浓度，市区、郊区、县以上城镇和工业区不得超过每标准立方米四百毫克；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疗养地等不得超过每标准立方米二百毫克。在点火生炉、清炉等特殊情况下，排烟黑度不得超过林格曼三级。
第八条 市区、郊区、县以上城镇和工业区严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毛、皮革等废弃物。
第九条 造成烟尘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在消除烟尘危害之前，应按规定缴纳排污费。
第十条 烟尘排放严重污染大气的单位，要限期治理。区、县属以下（含区、县）单位由区、县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下达；市属以上（含市属）单位由市环境保护局会同有关部门下达。逾期未认真完成治理任务的，由原下达任务的部门按其隶属关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令其停
产治理。

第三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种炉窑，必须按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报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批。消烟除尘设施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工程竣工后，须有环境保护部门参加验收，合格后，方准投产。
第十二条 生产单位制造、加工的各种炉窑，其设计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消烟除尘装置经市环境保护局和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后，方准制造、加工销售。
第十三条 商业、物资部门、使用单位或个人，不得经销、购买、砌造不符合烟尘排放标准的炉窑。
第十四条 炉窑发生事故性排放，造成污染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污染危害，并及时报告主管部门和市环境保护局，承担经济赔偿和其他应负的责任。
第十五条 已建成消烟除尘设施的单位，要切实加强管理，保证正常运行，不准搁置不用或擅自拆除。违者，按国家规定加倍收取排污费，并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十六条 凡认真执行本条例，积极改造炉窑，开展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消烟除尘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个人，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责任。
奖惩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订。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各级环境监测站，应对各单位排放的烟尘进行监测。被监测单位要如实提供烟尘排放情况和数据。对监测数据有争议时，由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裁决。
第十九条 炉窑排放的其他有害气体，排放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治理。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原《南京市锅炉、炉窑排放烟尘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1984年11月15日
以科学发展观思考商法、民法的关系

徐学鹿
（北京工商大学 商法研究所，北京 100037）


【提 要】 文章就“民商法”等对商法、民法关系不科学的流行表述，从法的渊源、惯例的地位、法典崇拜、法官的作用、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以科学发展观剖析了商法、民法的关系。
【关键词】 商法；民法；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4—0053—03

我们讨论商法、民法的关系，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商法、民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在商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民法领域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为此，我想谈以下几点认识。
1．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似乎只存在于大陆法系某些国家 ，其他法系，特别是英美法系，由于不存在民法的概念，显然也不存在商法、民法的关系问题。
2．大陆法系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典的明确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一条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民法”，表明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第二，是学者的观点，如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一定商行为的特别法；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特别私法；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商法是关于商事的特别法。第三，是商法规范的性质，被认为是民法的特殊、补充、替代或变更规范。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民法是对简单商品所有者一切本质法律关系所作的规定 。
3．科学发展观其要义，一是要符合客观规律；二是符合目的“仅合规律不合目的，或仅合目的不合规律，都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 规律即追求真理的过程；目的就是以人为本，即实现价值的过程。通俗而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
4. 目前，有一些对商法、民法关系的似是而非的表述，其视角是立足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造成的，是不科学的。具有典型性的一种表述是：“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或者滥用简称的“民商法”。这种表述准确地揭示了商法作为民法特别法框架内商法与民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陈迹，同时也反映了民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处境，不得已地采取“傍大款”的方式维持其生存。但是，这种表述不符合全面发展规律、协调发展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要求，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面对科学发展观，对商法和民法
来说，都面临一场真正的、深刻的法律革命，而“民法商法化、商法民法化”、“民商法”这种反对法律革命的论断，本质在于阻挡这场深刻的法律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5．面对科学发展观掀起的这场法律革命，涉及商法与民法的各个方面。首先，从法律渊源看，只有法律、法规和具有法的意义的习惯，才被认为是法律的渊源，并且依次法律的效力递降，并且法律被分为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我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种商法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宪法之下一位阶的法律部门与宪法的关系；第三，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在部门法之间能否由一个部门法统帅另一个部门法；第四，惯例的地位。
6．市场经济适应价值规律，以分散主体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商法作为市场交易的行为规则，要体现这种要求，从其产生直到今天，惯例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商法是由商人们自己创造的，是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是市场交易实践的产物。今天，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向协调、一致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公平”、“灵活”、“便捷”的特性，深人人心，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法国、丹麦、前南斯拉夫、瑞士等，比如《日本商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商业习
惯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不仅承认商业习惯，而且对于商人们之间普遍适用的“交易作法”和“贸易惯例”给予法律的确认，并且在市场交易关系中，首先适用包括惯例的商自治法，这就区别于《日本商法典》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法无规定的”“适用国际惯例”。这方面法国有明确规定：“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贸易惯例”；并且在美国存在着惯例、协议优位原则。值得指出的是为了“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蹉商和制定” 。而市场交易惯例可以有效地导向商人(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形成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市场交易法律秩序。
现代商法在适用上有一个前提，即假定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商人与商人之间进行的，因为“商人”指经营某种货物的人，或者其职业表明他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或者他因雇佣其职业表明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间人而被视为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而“商人之间任何其双方当事人均可被视为具有商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人之间的交易 。一是把消费者排除在商人之外，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主要供个人或家庭使用或为此种使用而购买的货物” 不是为了市场交易，消费者是不具有对交易所涉及的惯例或者货物具有专门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二是在网络时代，商人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或者技能，包括网络技术优势，而消费者处于技术弱势地位 。凡此种种均要求给予消费者以特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此，现代商法摆脱了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的适用困境。三是商人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科学合理的商人标准，有效地摆脱了近代商法繁琐的界定。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商人不可能拿出时间学究式地探讨近代商法诸如必然商人、应登记商人、自由登记商人、大商人和小商人、拟制商人、表见商人等诸多商人概念。商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专家，不仅是赋予商人的荣誉，更深层次的是要商人承担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责任，如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等一系列责任的设定。作为专家它要求每一个商人应当而且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而不问是否实际具有，它准确地反映了新经济时代对商人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激励商人竭力使自己成为所从事的市场交易领域的专家。现代商法商人的“‘人’包括个人或组织”（《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20l条)；“单数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复数词具有单数含义”(第1—102条)。这种简明科学的界定，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将商人分为法人、自然人。并且法人又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私法人又分为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社团法人又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还有什么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等等。我国商人在如此繁琐的法人概念面前一头雾水，弄不清究竟什么是法人，谁是法人，导致曾有人误认为法人就是犯法的人，坚决拒绝充当法人。因此，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法制领域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当其冲。并且现代商法适应现代市场交易，在法的适用／顷序上也根本有别于作为民法特别法的近代商法。现代商法首先适用的是商自治法；其次适用的是商法特别法及本国签字承认的商法条约、协定；最后是按照立法程序，对现代市场交易主体和现代市场交易行为所作的基本规定——商法法律及法典。商自治法在商法适用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现代商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自治法包括：一是公司、企业制定的章程；二是合同条款；三是惯例等对商人市场行为起导向、约束的行为规则。
7．关于法典。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思维，形成了法典崇拜，认为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产生了多达一万六千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表现为《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表现为《德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法律职业者使用的一个基本工具；表现为《民法典》既然包罗万象、尽善尽美，因此禁止人们公开评注。以民法为核心，显然不能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因为商法是一种市场交易的法律规则，从内涵说既包括商法典，也包括商法典之外的商法法律、法规、规章、惯例；从外延上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地区以及国际上通用的商法规则。它不盲目崇拜法典，而着眼于以世界范围为市场的市场交易实践。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是其应有之义。因此，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应从商法起步。因为商法已经成功地提供了统一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这就是一国的统一、地区的统一和世界范围的统一。方式一是公约、条约、协定；二是统一法即示范法；三是统一规则，即示范性的标准条件。其中示范法是商法统一的典型形式。并且科学地解决了一国商法统一与全球商法统一的关系，如我国明确要求市场交易主体要“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共同法并不难发现，关键在于要有新视角、新思维。如果思想不解放，没有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固守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念，是绝对不可能发现共同法的。
8．关于法官。在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架构中，拿破仑皇帝等极少数人具有立法垄断权，法官只能在审判权限内解释和适用这些“法律”，法官被认为是机械地操作的“低能”、“弱智”的“工匠”。我国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它“对法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尤其对我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以此为由而充分论证在我国制定德国式的《民法典》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第一，人和法的关系。如果说法是公正善良的艺术的话，它顶多是一件艺术晶，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需要人去再创造，再演绎。正如一部音乐作品、戏剧作品，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则是在忠于乐曲、剧本的前提下对作品的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审判如果没有法官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使法律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的。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宋鱼水式的优秀法官，优秀的法官理所当然的是忠于法律的审判案件的艺术家，而不是机械执行法律的“弱智”、“低能”的“工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公正善良的艺术。即便出现电脑量刑，鼠标也不可能代替法官的智慧。基于此我国对审判机关给予了充分信任，明确提出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 。第二，在我国要强化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也急待改变一些人心目中被扭曲了的法官形象，赋予法官决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9.关于法的“确定”和“灵活”。按照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确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原则，“灵活”则是在防止法官创造法律而被设在复杂的程序之中。表现为法律规范，一是强制性规范是大量的普遍的，任意性规范是少量的；二是在—部法典中很少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界限还是模湖不清的。这种僵化的状态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代表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也规定了两种规则，即“本法各条款的效力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协议加以改变”，以及“本法规定的善意、鄞勉、合理和注意的义务，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但是，它是极为彻底的，表现在：一是在总则中加以规定，覆盖全部法典；二是与制定法典的宗旨、解释原则相提并论，相得益彰；三是在“善意、勤勉、合理注意义务后，不得通过协议加以排除”之后，使用了但书，即“当事方可以通过确定履行这些义务的标准”。并且法典还明确规定：“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灵活的解释表现为各州可以解释法条；灵活的适用表现为各州以及当事人对法条的采纳。这种灵活是分散主体决策，实现价值选择的需要，是现代商法本质的体现。
10.我国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要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立法为民，以人为本” ，其关键在于树立科学立法观。没有牢固的科学立法观，很难实现从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的“前立法时代”向重视立法质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时代”的跨越。同样，要正确处理商法、民法的关系，根本也在于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中树立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