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元钱”官司的思考

秦前红


时下,经常传来有某人为“一元钱”甚至“几毛钱”而诉诸法庭的报道，从而引发当事人此举是否合乎“投入产出”原则以及是否造成国家审判资源浪费的争论。我认为对此类问题应有另外观照的视角：
第一，法治的建构依据之一，就是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制度的安排应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当个人感觉权利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自主地选择救济权利的手段，他人不应在旁边指手划脚。
第二，权利原本是无价的，正如我们不可说某人的面子值多少钱，某女的贞操权可折算多少钱（荒唐如麻旦旦案），但我们无法找到更有效地救济被损害权利的手段以前，金钱补偿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之一。人在社会的角色是多方面的，人的需求也当然有许多种。一个事事做起来都要进行功利算计的人，其人生未免显得太乏味。因此，当那些觉得金钱诚可贵，尊严价更高的人，愤而拿起维权的武器时，我们应毫不吝惜地送去鼓励的掌声。
第三，法律是用来定纷止争的，道德是用来教化人类、培育情操的，这两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因此，当牺牲众人的生命去抢救一个落水儿童，当一个大学生为一个残疾人档住车轮，当一个女研究生毅然嫁给一个农民，当一个富翁散尽家产去做慈善事业时，我们只会在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而断不会有他们的做法划不来的想法。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或许其行为没有上述良好的动机，但其结果或许有相同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无害，其行为是否有意义也是一个不必追问的问题。
第四，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是极度缺乏的。因此即便那些为“一元钱”而打官司者，是喜欢“缠诉、滥诉”的刁民，但为了培育人们的权利意识，社会也需要对他们行为的适度容忍，这应该是一个社会为了实现正义和公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五，维权的手段是多途径的，“打官司”是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也是成本最高的一道门槛。如果有更便利、更迅捷的途径，维权者有必要理性地选择其他途径。另外，有些打官司者似乎为了表白自己只是“讨一说法”、“争一口气”，而故意表示对金钱赔偿的不屑，笔者以为此举也大可不必。
2003年3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西省人民法院《关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的通报的函

195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的通报，已收到。我们认为你院这次检查工作确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恰当的，正确的，对改进审判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原报告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我们感到是有毛病的，现提出请考虑。
一、关于对盗窃分子的量刑问题。通报中提出“一、解放前解放后一贯偷盗者，贯彻长期劳动改造的方针，判处长期的劳动改造；二、解放前未盗窃、解放后屡犯盗窃者，在处理时应与第一种有所区别，如果属于流氓成份分子，应判处较长的劳动改造，原则即按一般的刑事犯处理。”
我们认为这样划分政策界限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解放前反动统治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骗子、盗贼等是反动统治的必然产物，而在解放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造，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这就为盗窃分子的弃邪归正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如果他们继续盗窃行为，那就是蓄意为非作歹，就是危害人民民主秩序，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在政策上，对那些在解放前虽有偷窃行为，解放后确已悔过自新的分子，可不论罪；对那些现行的惯盗惯窃，不论解放前有无盗窃行为，都应按照情节从严惩处。总之，对待盗窃分子，应分别惯犯和偶犯，对于惯犯不问解放前有无盗窃行为和是否流氓分子（事实上惯盗惯窃犯都是伪军政警宪分子、流氓等旧社会渣滓，不能设想有劳动人民成份的惯盗惯窃犯，）原则上都应严惩。
二、通报中关于新建县院对流氓坏分子判刑过轻一事，省院批注“刑满后劳改不好可为队继续改造”。我们认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要发现确有错误，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如果重要反革命犯和惯盗惯窃案犯，在刑期届满前，事实证明还没有得到改造，释放后确有继续危害社会治安可能，需要继续劳动改造，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附：江西省人民法院通报 第35号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
本院邓副院长和南昌分院钟院长《关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中从执行政策和审判作风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特转给你们作参考，并希连同本院前发的195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组织学习讨论，以不断提高和改进今后工作。
1954年9月18日

附件：关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
一、案件主要的特点
我们这次到南昌、新建两县重点的了解了一下刑事案件发展的情况，并抽查了今年所处理的贪污、盗窃、赌博、殴打干部、破坏供应、迷信活动及有关地主犯罪等案卷共156件（其中盗窃案48件，赌博案24件，迷信活动7件，殴打干部8件，破坏粮食供应案18件，干部违法乱纪案27件，有关地主犯罪案24件），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目前两县反映到司法方面较比突出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流氓分子的破坏活动，在各种类型案件中，均占很大的数字。如盗窃案件，新建县处理的4名罪犯中伪保长1人，兵痞1人，惯窃1人，伪便衣队1人；南昌县处理的44名罪犯中，惯窃及解放后的屡犯30名，绝大部分均属流氓成份，赌博案在新建县处理的24名罪犯中，流氓坏分子即有9人；新建县处理的7名迷信活动案犯（包括以降神治病，骗取他人财物，贻误病人致死）流氓分子2人，伪侦察便衣3人，伪保长2人。殴打干部案8件中，6件是属于流氓坏分子，他们多半是钻粮食统购的空子，直接殴打干部或鼓动群众殴打干部。由此可见，流氓坏分子已成为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障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敌对阶级分子犯罪的案件，虽然不多，但就已发生的问题来看，还是相当严重的。据两县处理的24件有关地主犯罪案（包括伪军官1人）的统计，其中漏网的恶霸地主就有3件（2人混入我内部，1人混入工商业中）经宣布管制后不愿劳动改造到处乱跑不服管制的6件，造谣破坏的7件，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4件，盗窃的1件，破坏生产的3件，这对当前农村增产节约生产救灾运动是有一定危害的。
第三，破坏粮食供应的犯罪分子，主要是富农，其次是中农。根据18案的统计，其中富农8人，中农4人，贫农5人，其他成份4人。富农多半是有余粮还用装穷叫苦，甚至威胁的方式套购供应粮，如7个富农尚有多余稻谷22398斤，米650斤，小麦636斤，又向政府套购稻谷7280斤，米1005斤；4户中农均有粮够吃（其中有一户吃到禾熟还多余米100余斤，有2户有余米1030斤，谷1470斤），又向政府套购谷8081斤，米205斤，其中有一户超出供应数字834斤，贫农则是将购买的供应粮转售图利。
第四，干部违法乱纪中以贪污问题最突出（其中又以乡干部特别是乡文书、合作社产生的较多），据27案的统计，其中有贪污案16件，赌博9件，乘水灾伙同坏分子6人拐骗木材公司木材的1件，对供应不满，撕毁毛主席像的1件，这些犯罪行为是相当恶劣的，以贪污为例，在17名犯罪中，乡村干部10人（文书6人，乡主席1人，乡队长1人，乡长2人）贪污款2305万元，合作社干部4人（均属营业员）贪污671万元，区干1人（财政助理）贪污1200万元，银行干部1人，贪污盗窃款137万元，特别是贪污的乡干部，多数还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带头聚赌，甚至有的还以贪污之款放青苗买田，在群众中影响非常不好。
第五，供销合作社中，除贪污问题外，盗窃问题也较严重，据11案的统计，其中油榨户代合作社加工食油、从中渗水（渗到30％）的有7件，猪肉代销店挪用代销款的2件，加工石灰挪用公款者1件，私刻名章，伪造交易单冒领公款者1件。从以上数字来看，说明油榨户对合作社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二、缺点和错误
据我们所抽查的案件来看，两个县院对各种案件的处理，一般还比较正确（特别是新建县院）但严格检查起来，还存在着若干问题：
第一，新建县对少数案件，量刑较轻：
（一）流氓分子李济清一贯不务正业，曾任日冠保安队文书上士，伪保长、保文书，解放后，仍游手好闲，专以迷信治病，骗取他人财物为生，去年政府号召耘禾，该犯在一丘田里故意丢掉中间只耘四周，今年又将土改分得的土地5亩9分全部出租。程时善解放前任日伪维持会录事，
参加过青帮，解放后仍不劳动，于1950年伪造区政府公章，骗取他人大米1石5斗，今年则将二丘田出租，自己两次以竹制兑米牌，盗骗粮库粮食50斤（一次未遂），这两个罪犯，均属流氓坏分子，如不判处较长期的劳役，很难改变其恶劣本质，但该院对前者只判刑六个月，后者判刑一年。（省院注：刑满后劳改不好可仍留队继续改造。）
（二）“巫医”周良田，1947年起，即一贯以降神治病，欺骗群众，1952年曾向陶土地（女）借谷完粮，没有借到，发生过争吵，因此怀恨在心，1953年陶土地难产，请该犯降神医治，该犯故意在陶土地家“捉鬼”，并说只能救大人，不能救小孩，叫陶土地之夫将陶土地刚生下的婴儿用篮子装着挂在外面的树上，同时又用艾叶、香灰、蛋黄、红糖、麻茎、裤带头子，煎水给陶土地吃，结果挂在树上的婴儿哭了一夜就死去，陶土地也在第2日身死。1954年4月县公安局集中“巫医”、“巫婆”教育时，该犯又在半夜三更装神弄鬼，辱骂县长。从害死小孩及贻误病人致死的后果与犯罪的态度来看，应该严惩，但该院只判了三年徒刑。同时在判决上把该犯当作一般的社会危害分子来叙述，而对其欺骗群众，致人于死等罪行，则未予强调指出。
（三）贪污犯金业强，在任乡长期间，贪污农会柴款，乡政府办公费，屠宰税、猪头税、土地征费、农贷款自筹粮，群众果实共计137万元，并乱搞男女关系，将贪污之款买田2亩，并且放青苗，我们认为犯罪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根据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的精神给予一定的刑事处分才对，但该院只用批示给予严格的批评教育了事。
第二，南昌县院处理某些案件，有些畸轻畸重：
（一）盗窃案犯44人，其中解放前与解放后一贯偷窃者19人，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六个月者4人，一年者8人，一年半者2人，二年者2人，释放者2人。解放前没有偷窃、解放后屡犯偷窃者11人：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四个月者1人，六个月者1人，八个月者1人，一年者4人，一年半者1人，三年者1人，长期劳改者1人。土改前做小偷，土改后未做者2人：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八个月者1人。偶犯盗窃罪者9人：被判徒刑三个月者4人，四个月者1人，六个月者3人，一年者1人。少年犯2人：被判徒刑一年者1人，长期劳改者1人。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该院在处理惯偷、惯窃、屡犯、偶犯、少年犯时，不加区别的定罪量刑。对打击刑事罪犯政策贯彻不够，对惯偷、惯窃的处理，一般的失之过轻，而对于少年犯、偶犯及土改前偷窃，土改分地后未再犯者处分较重，甚至内中有不应该处刑而处了刑的。
（二）处理有关地主的犯罪案件，也有某些轻重导致的现象：如地主杨德禄解放前曾统管过运输商货的民船70余只，强迫船民每人每年向其缴纳会费银洋1块2角，从事中间剥削；同时又乘郭杨二村群众打械斗的机会，勾结恶霸杨德兴等人卖掉杨村公地7块，得谷300余石，现洋120余元，到伪南昌市法院打官司大吃大喝三个多月；并曾霸占过有夫之妇及本村公地4块。土改及复查中，二次畏罪潜逃，直至今年上半年经公安局缉捕归案，但该院以其解放前罪恶不大，予以释放，显然有些过轻。相反地对某些尚未构成犯罪的又判了刑。如地主刘漏里解放前曾当过伪甲长五个月，土改时卖掉耕牛一头，皮袍一件，猪两头，并隐瞒水车1个，水槽1个，1952年被宣布管制三年。而该院则以其往来方面不请假不服管制，判刑一年。我们认为管制分子不请假外出，如果没有其他犯罪活动，则应加强管制，甚至延长管制期，不一定判刑。

第三，在犯罪事实认定上，有的还不够清楚，例如：
（一）新建县处理唐耀淇造谣破坏案，唐系小土地出租者，解放前任过伪乡民代表，合作社监事，解放后没有不法行为，曾因地界问题与邻居唐清濠有意见，在购粮中，唐清濠乃反映他在购粮评议会上说了破坏话，被区上捕送法院法办，在审讯中，被告及乡干部均证实唐清濠对他有私人成见，同时乡干部一致证明唐耀淇很好，没有说破坏话，该院没有考虑，即判了唐耀淇徒刑一年，回乡执行。
（二）南昌县所处理的某些不法地主案，从判决上来看，事实理由还不够充足，甚至只有几个帽子，看不出犯罪的事实，如伪军官张子坤造谣破坏案，公安局的材料和法院的判决，认定他在社会改革每个运动中造谣破坏，对政府不满，挑拨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到处乱跑，仍不从事劳动改造，屡教不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内容非常空洞，没有具体事实。个别的案子，事实根本不清，即作了判决，判后当事人不服，又不送上诉，如盗窃嫌疑犯胡伦粉某晚住在向塘饭店，恰遇该晚店内失去20万元，第二天早晨胡离店后，即被向塘铁路公安分局以盗窃嫌疑犯送法院，案情未弄清，即判了胡半年徒刑，胡不服要求上诉，亦未送上诉。
第四，审判作风：新建县除某些判决有错字外，一般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都与送案的材料及当事人口供相符，没有什么出入，判决写的也较具体，有些说服力，而且案卷整齐，字迹清晰，一目了然，南昌县在这方面就差些，主要是：
（一）调查研究不够，口供审问的也很简单，判决上所认定的事实与公安局送案材料出入很大，公安局的材料只要被告不承认，即可不经调查，随便推翻。如刘水运廖英秀盗窃大同榨坊芝麻一案，送案材料上说偷窃芝麻1石8斗，被告等只承认1石，县院不对证，便认定了1石，赃物放在胡金秀家，也未追究处理。民兵中队长晏生根违法乱纪案，偷盖乡政府空白印22张，究竟有什么企图，已用去者究作何用，未用去者，放到哪里去了，也未追清。同时在量刑上，如盗窃案件，我们感觉公安局所提的量刑意见，一般是正确的，但该院有时将5年改2年，3年改半年，这都是调查研究不够的具体表现。
（二）判决一般写的较简单空洞，实事求是不够：（1）均未定罪名。（2）一人犯数罪，究竟以哪个罪为主来判罪很难看出。（3）一张判决判十多个被告，每个被告犯罪事实只有两句帽子，而未讲事实。（4）有的把主要事实又漏掉了，如王老吁破坏供应案，王除卖余粮外，尚有500斤谷够吃，又指使妇女吵闹威胁干部26次，购米80斤，谷1500斤，对这些事实，判决未认定上去。雷华达盗窃案，判决上认定他在1937年强奸有夫之妇吴水末未遂，但他在当时只有10岁，强奸不可能。同时也有错字：如万光禄抢劫案，本年8月4日收案，而结案写成10月16日（现在才是9月上旬）；支票写成股票。
（三）在工作制度方面，该县在修口、渡头有两个固定审判站，规定每月全体回院5至7天学习和讨论工作，但有时拖到十多天，这对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审讯笔录，判决拟稿、签发，均没有承办人或负责人签名，总结工作及讨论和研究政策执行问题，也做得很不够，这些都亟待改进。
三、今后意见
第一，为了贯彻省委、省府关于增产节约，生产救灾指示的精神，今后南昌、新建两县法院的工作除密切结合增产节约生产救灾这一中心外，仍以严厉制裁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打击刑事犯罪及处理贪污盗窃等案件为中心，用司法武器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工作方式上，主要是通过固定审判站；（1）与公安、检察、监察及区乡公安员联系，收集有关司法方面的材料。（2）区公所在定期召集工作队乡干部回报时，列席旁听，发现有关司法方面的问题，与区干部研究处理。（3）根据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特点，掌握重点乡或深入到重点乡，主动了解与发现有关司法方面的问题。（4）要善于运用调解组织及陪审员的力量，建立经常的联系，使司法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子。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主客观情况，及时发现与处理问题，变工作被动为主动。
第二，审判作风：
（一）关于人犯捕押的问题：对于区乡送案材料，除重大嫌疑犯外，一般的应经严格审查，然后确定收押与否？以防止错押，对公安、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如发现与原材料有出入，应经过反复调查后，再判决，不能草率从事。对区乡干部随便押人打人的问题，情节特别严重者，应与监察部门研究处理。
（二）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在思想上必须明确，对犯罪分子进行审判，就是一个具体斗争的过程，我们对每一个真正的犯罪分子是要把他的犯罪事实搞清楚，及时处理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而犯罪分子一般在审讯中则极力掩盖或缩小自己的犯罪事实，企图减轻，甚至幸免法律处分，因此，审判工作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工作，对重大复杂案件，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然后判决。所谓调查研究，就是根据送案或检举材料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事先做好准备，详细阅卷，经过思考，拟出了审讯提纲。如果有疑问或被告不承认，即提出调查事项，找送案机关或有关干部、群众进行调查。同时，随时将调查的材料与原来掌握的材料及当事人的口供，反复研究分析，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犯了什么罪，有哪些具体事实？危害程度如何？应该判什么刑？如此才不会错判。同时，根据目前情况，审判站处理的重大案件，在逮捕和判刑时，县院最好直接掌握，一般刑事犯逮捕与判刑时，由审判站与区公所研究同意，经县院批准即可，职权适当放宽，以加强审判站的责任心。
（三）如何写判决的问题：判决时，一案一个判决。不是同一案件，不要合并判，判决一般分三段写，即事实、理由、结论。事实即叙述被告犯罪事实，有多少写多少，不要掺杂个人意见或用感想、原则代替事实，否则会犯主观片面的毛病。事实写不出来，就是案情未搞彻底，要重新搞，搞清楚再写；理由即是根据被告犯罪的事实、危害性结合有关的政策法令分析，说明法院根据什么理由来判罪，结论即是根据事实理由作结论，指出被告犯了什么罪，应该受到什么刑罚。
（四）加强工作检查的问题：在目前民刑法典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常定期地检查判决的效果，是非常必要的。怎样检查？首先坚持定期的三查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全院集中起来，有重点检查一次案卷，先由承办人检查，然后以一定类型的案件为单位，分别组织专人检查（如盗窃、贪污、破坏供应等），找出各种类案件的特点、处理的结果（这些归纳起来即是量刑的标准）等等，找出缺点错误；其次经常与公安、检察等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最后是选择典型案件，向案件有关的群众及当事人访问，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现与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高我们的今后工作。
第三，关于今后如何量刑的问题：
关于量刑的问题，主要是掌握每一类型案件的特点，再结合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有区别的加以处理。针对两县过去处理破坏供应，有关地主犯罪及贪污盗窃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一）对于盗窃案件：（1）解放前与解放后一贯偷窃者，贯彻长期劳动改造的方针，判处长期的劳动改造。（2）解放前未盗窃，解放后屡犯盗窃者，在处理时与第一种有所区别，如果属于流氓成份分子，应判处较长期的劳动改造，原则即按一般的刑事犯处理。（3）偶犯除个别流氓分子或犯罪情节严重者外，一般的少判刑。（4）土改分得土地，已改邪归正的盗窃分子，主要是继续加强教育，不宜逮捕判刑。（5）童窃、少年犯在处理时，应与成年人的犯罪有所区别，一般的对于指使幼童与少年行窃者，应从严惩处，而对于童窃（12岁以下）及13至18岁的少年犯，交其家长或监护人管教，无家可归者，则送交少年犯管教所管教，直至成人有正当职业，能独立生活为止。
（二）关于破坏粮食供应问题，首先要区别问题的性质分别对待，对于反革命分子利用粮食供应问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者，应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条款予以处理；对于不法奸商抢购、套购，牟取暴利及富农分子有余粮，还套购供应粮，甚至将余粮和供应粮高价出售，应从严惩处；对于其他流氓坏分子各种破坏粮食供应的行为，亦应按其情节轻重，适当处理；至于基本群众（包括中农、贫农）有余粮还套购供应粮或将余粮与供应粮出售图利，除少数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屡教不改者外，一般的应责令向群众检讨，利用群众力量、批评教育，不一定判刑。
（三）对于敌对阶级分子犯罪的处理：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及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应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条款处理。对于管制分子，应根据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严格审查，如果仅系不请假外出，或一般的不满意的言论，而尚无其他反革命活动者，一般的应继续加强或延长管制期，不一定判刑。对于地主的问题，主要是研究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未构成犯罪，不能随便加以不法地主的罪名，予以判刑。地主与群众间一般的问题，如争吵打架等等问题，主要是加强管制改造工作，如果已构成犯罪者，应根据犯什么罪，即按什么罪来处理，不要随便加上不法地主的罪名，以免模糊群众的认识，而忽视了对真正不法地主应有的警惕。
（四）贪污问题，根据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四条各款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从严惩处是对的，但对某些犯罪情节不十分严重恶劣，在群众中影响不大，而且确有深刻悔悟表现的贪污分子，也要结合惩治贪污条例第五条各款规定，适当的从宽处理，特别是要善于选择从严从宽的典型案件，在党政领导下，组织一定的宣判大会，具体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争取教育一般尚未发觉的贪污分子，主动交代，坦白认罪。在目前贪污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其他各种类型案件，我们因未有检查，提不出什么意见，就是上面已谈到的四种类型案件的处理意见，也很不成熟，只供参考。
邓声永 钟澄澈
195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