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惠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的决定

惠府〔2009〕3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2009年1月25日十届77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对《惠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惠府〔2005〕135号）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内容为：
　　“第十三条 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计划制度。市政府部门或者县（区）政府认为需要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在市政府规定的报送时间内向市政府申请立项。
　　“申请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立项，应当对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简要说明。
　　“市政府法制机构对立项申请进行汇总，并根据国家和省的立法计划、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经综合平衡后，编制市政府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列入制定计划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由申请立项的部门按规定的要求、时间完成起草任务；未列入市政府当年制定计划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市政府法制机构一般不予审核，确需制定的，须向市政府书面报告原因和理由，经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批准后增列入计划。”
　　二、第十七条内容修改为：
　　“第十八条 起草单位应当将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及其说明、起草部门的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材料按规定报送审查。
　　“报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几个起草单位共同起草的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该几个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的、必要性、可行性、起草的简要过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的主要措施、有关单位的意见及协调情况等作出说明。
　　“有关材料主要包括起草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汇总的有关单位意见、听证会笔录、调查报告和参考资料等。”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内容为：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复杂问题和专业性特强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市政府法制机构须组织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咨询论证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咨询论证专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以市政府的名义从行政、经贸、金融、城建、环保、科技、文化、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中聘请，受聘人员统一由市政府颁发聘书。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专家咨询论证活动以召开专家咨询会、论证会或书面提出咨询意见等形式进行。咨询论证结束后，市政府法制机构应认真研究咨询论证专家的意见，并适时向有关专家反馈咨询论证意见处理情况。”
　　四、第三十八条内容修改为：
　　“第四十条 实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和定期清理、评估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上款规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评估，发现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政策的规定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程序按照本规定的制定程序执行。
　　“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文被修改的，应当发布新的规范性文件文本。”
　　五、第四十一条内容修改为：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惠州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4日发布的《惠州市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惠府〔1992〕73号）同时废止。本规定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
　　根据上述修改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惠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OO九年三月四日


惠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维护法制统一，促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我市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发布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
规范性文件分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各级人民政府（含政府办公室）以自己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下简称部门）等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查、决定、发布、解释适用本规定。
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内部工作制度、行政机关内部适用的技术操作规程、对具体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制定文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无效。
　　第五条 行政机关的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内设机构和部门的附属机构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六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规定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体现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的职权的同时，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
　　第七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
　　（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虽有规定但规定不具体、不便操作的；
　　（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授权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
　　第八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的规定，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不得违反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不得超越本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下列事项：
　　（一）行政处罚；
　　（二）行政许可；
　　（三）行政强制措施；
　　（四）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五）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设定的事项。
　　第九条　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规定。
　　第十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根据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名称，可以使用“规定”、“决定”、“命令”、“办法”、“通知”、“公告”、“规则”和“通告”等，但不得使用“法”、“条例”。
　　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标题应当冠以本行政区域名称，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标题应当冠以制定机关名称。
　　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用条文表述，每条可分为款、项、目，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除内容复杂的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分章、节。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具体负责本级政府及其部门和下级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监督工作。
　　第十三条 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计划制度。市政府部门或者县（区）政府认为需要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在市政府规定的报送时间内向市政府申请立项。
　　申请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立项，应当对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简要说明。
　　市政府法制机构对立项申请进行汇总，并根据国家和省的立法计划、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经综合平衡后，编制市政府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列入制定计划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由申请立项的部门按规定的要求、时间完成起草任务；未列入市政府当年制定计划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市政府法制机构一般不予审核，确需制定的，须向市政府书面报告原因和理由，经市长或分管副市长批准后增列入计划。
　　第十四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由市、县（区）、镇（乡）人民政府组织起草，部门规范性文件由市、县（区）政府部门组织起草。
　　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确定规范性文件由其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规范性文件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组织起草。
　　市、县（区）政府部门可以确定规范性文件由其一个或者几个内设机构或者其他机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也可以确定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组织起草。
　　起草规范性文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
　　第十五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十六条 起草的规范性文件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依照下列程序组织：
　　（一）听证会公开举行，起草单位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公布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二）参加听证会的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起草的规范性文件，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
　　（三）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如实记录发言人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四）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听证会反映的各种意见，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报送审查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情况和理由。
　　第十七条 起草部门规范性文件，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紧密的，起草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
　　起草政府规范性文件，涉及本级人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紧密的，起草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起草单位与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应当在上报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十八条 起草单位应当将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及其说明、起草部门的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材料按规定报送审查。
　　报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几个起草单位共同起草的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由该几个起草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的、必要性、可行性、起草的简要过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规定的主要措施、有关单位的意见及协调情况等作出说明。
　　有关材料主要包括起草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汇总的有关单位意见、听证会笔录、调查报告和参考资料等。
　　第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由法制机构负责统一审查。
　　市、县（区）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由起草单位直接报送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查。
　　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再行发布，审查程序和时限按《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执行。
　　镇（乡）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报本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再行发布，审查程序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决定。
未经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同意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镇（乡）政府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公布该规范性文件无效。
　　第二十条 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审查：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
　　（二）是否与有关规范性文件协调、衔接；
　　（三）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
　　（四）是否符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技术要求；
　　（五）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制机构可以缓办、要求送审单位补交材料或者退回起草单位：
　　（一）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分歧，起草单位未与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协商的；
　　（三）上报规范性文件送审稿不符合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
　　（四）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照搬照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未结合实际作出具体规定，没有制定必要的；
　　（五）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条理不清，逻辑结构混乱的。
　　第二十二条 法制机构应当将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二十三条 法制机构应当就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听取基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重大问题的，法制机构应当召开由有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
　　第二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未举行听证会的，法制机构经本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举行听证会。
　　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复杂问题和专业性特强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市政府法制机构须组织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咨询论证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咨询论证专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以市政府的名义从行政、经贸、金融、城建、环保、科技、文化、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中聘请，受聘人员统一由市政府颁发聘书。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专家咨询论证活动以召开专家咨询会、论证会或书面提出咨询意见等形式进行。咨询论证结束后，市政府法制机构应认真研究咨询论证专家的意见，并适时向有关专家反馈咨询论证意见处理情况。
　　第二十七条 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将主要问题、有关机构或者部门的意见和法制机构的意见上报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八条 法制机构应当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与起草单位协商后，对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规范性文件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有关部门的协调情况，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可行性等。
规范性文件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由法制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提出提请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会议审议的建议。
　　部门报送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是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并经本部门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草案。
　　第二十九条 法制机构起草或组织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法制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署，提出提请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有关会议审议的建议。
　　第三十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经部门行政首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三十一条 审议规范性文件草案时，由起草单位作起草说明，法制机构作审查说明。
　　第三十二条 法制机构或起草单位应当根据有关会议审议意见对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修改，形成草案修改稿，并按下列程序报请市长、县（区）长、镇（乡）长或部门首长签署发布：
　　（一）市、县（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修改稿按本级政府办文程序报请市长、县（区）长签署发布；
　　（二）市、县（区）政府部门或镇（乡）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修改稿，报市或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同意后，按部门或镇（乡）政府办文程序报本部门首长或镇（乡）长签署发布。
　　第三十三条 依照法律须经同级权力机关审议批准或同级权力机关认为应由其审议批准的政府规范性文件，经市长或县（区）长、镇（乡）长签署后，提请同级权力机关审议。
　　第三十四条 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命令或者文件应当载明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序号、规范性文件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期、行政首长签名或者加盖制定机关印章以及发布日期。
　　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联合的部门首长共同签署发布，使用主办机关的公文序号。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规范性文件统一发布制度。未经规定载体统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一律无效，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载体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其刊登的规范性文件文本为标准文本。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文本直接发布，市人民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根据市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发布。
　　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涉及重大问题或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惠州日报》应当及时刊登。
　　县（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载体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在办公所在地和公共场所建立公告栏，公布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公布日期应当不少于30日。
　　具备条件的，应当同时在同级政府网站、主要报刊刊登规范性文件或者发布消息。
　　第三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范性文件施行的，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解释权属于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
　　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制定机关解释：
　　（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范性文件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说明适用规范性文件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解释由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参照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审查程序提出意见，报请制定机关批准后发布。
　　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同规范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八条 市、县（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市、县（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其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应提交备案报告2份、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和说明各3份。
　　第三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规范性文件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可以向法制机构提出书面审查建议。法制机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十条 实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和定期清理、评估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上款规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评估，发现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政策的规定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程序按照本规定的制定程序执行。
　　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文被修改的，应当发布新的规范性文件文本。
　　第四十一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由中央、省、市属单位组织起草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未明确的，按国家、省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惠州市人民政府1992年10月4日发布的《惠州市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惠府〔1992〕73号）同时废止。本规定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 毅


目 次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
处分的基础。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
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一）移植或放弃
（二）公示效力核心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三、结论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毅


无权处分是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对无权处分加以法律调整时，涉及复杂的多方法律关系，其法律规范的构成，踞于债权法与物权法的结合之点，直接反射出一国民法典植根的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物权法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问题展开了争鸣，但对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无权处分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一个理论平台作为基础，因此本文从探讨无权处分的若干理论基础着手来研究无权处分的法律构造。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是指将物权变动和原因行为的构成要件相区别的原则。区分原则又叫分离原则，在德国，区分原则是其民法物权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研究德国物权法的学者对该原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分离原则的建立不但符合物权为排他权而债权为请求权的基本法理，而且被民法实践证明是一条分清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作用范围、区分当事人的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之有效的原则。①根据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交付也是一个契约。物权有自己独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根据，即：“合意”。该概念是德国民法专门创造的，目的在于将它与债权中的合同明确地区分开来。②这样，在一个买卖过程中，除了当事人间的买卖合同行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以及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合意，才是一个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完整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一个是使当事人间产生转移标的物的给付义务的合同行为称作“债权行为”，在不同的对称下又叫做“原因行为”、“负担行为”；另一个是使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法律行为，称作“物权行为”、“处分行为”。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无权处分正是利用了德国法的概念工具的。与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反的情形是，在法国或日本，物权变动被视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即所谓的意思主义立法。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或者遗赠，以及因债的效力，取得与转移。”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标的物与价金协议一致，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且买受人对出卖人依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法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与所有权变动关系的一般规定：买卖合同成立，所有权转移，不需交付。因此，法国民法典不存在区分原则，也就没有独立于合同之外的的处分行为。立法上是否以区分原则来安排债权效力与物权变动的关系对无权处分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什么是处分行为这个基本问题上都会发生根本分歧。王泽鉴先生曾对处分的概念做过分析，认为其意义有广狭之别：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而言。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③在不采区分原则的意思主义立法中，处分包含于合同行为之内。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的人通过合同转移特定物所有权的行为。就他人之物订立买卖合同，即使尚未交付标的物或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也属处分。处分行为无法从合同中独立出来。
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不加分离，涉及无权处分的场合，会产生理论上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为：债的产生和物权变动的发生是同一个法律事实的效力。但是，因无权处分而使债的效力不发生，在某些场合殊不合理。若仅认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么等于赋予了债的效力与物权变动以不同的构成要件，这就违反了意思主义的逻辑。
以采取意思主义立法的法国为例。由于不存在负担与处分的分离，有无处分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合同的效力。物权变动于合同生效时完成，无需登记或交付。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出让人有无处分权成为合同能否生效的要件。纯从理论上推导的话，处分他人之物而无处分权，其结果自然是因要件的欠缺而产生对合同效力的否定结论。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买受人不知出卖物属于他人时，出卖他人之物得引起损害赔偿。”即直接体现了这一逻辑。但是实践中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不能一概否定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无效，也不能使物权依欠缺处分权的合同意思表示而转移，所以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协调。学者采用法解释的方式对该条适用作了修正与限制。认为“第1599条关于买卖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因在于买卖合同直接引起所有权变动。所以，如果买卖合同不直接发生所有权转移，就不适用该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确立所有权转移的义务时，出卖人无所有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本身效力。出卖他人之物时，如果所有权不直接通过买卖合同转移，不管是所有权转移需通过种类物的特定化，还是出卖人通过合同使自己负有义务向买方转移缔约时属于他人之物，买卖合同都有效。”①而且，“当今统治说认为，此处‘无效’乃是相对无效。”“只有买受人才可以主张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追认买卖合同有效。这与德国法中的可撤销性相类似。”②按法国当今观点，出卖他人之物，要么不适用第1599条，那么合同有效；要么适用第1599条，买卖合同相对无效，买受人可单方决定买卖合同有效，以使出卖人承担契约责任，也可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以使出卖人承担缔约责任③。其结果实质上是要求对个案一一考察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判断是否包含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的愿望。判断的结果在于买受人是否享有和是否行使撤销权。但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能否引起所有权移转没有明确结论。虽然这种解释以牺牲立法主义为代价，但仍然没能换来理论上的一贯性，其原因在于立法上不区分负担与处分的不同要件与效力。个案判断的妥当性毕竟不能代替理论上的协调性。
在日本，物权的变动无需交付或登记作为形式。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的规定：“物权的设定及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因此属于意思主义立法。《日本民法典》第176条在只要意思表示即可转移所有权这一点上，究竟是指债权性的意思表示抑或物权性的意思表示呢？由于不明确，所以有学者认为是指物权合同，被称为独立性肯定说。认为“以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为前提，把第176条中的意思表示看作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这无论从体系上还是逻辑上来看，都是妥当的。”④否认说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如果要独立存在，需要有别于债权的意思表示的特征。由于日本民法没有采用形式主义，因此将两者区别开来没有什么实际益处。⑤但该法第560条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1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说明在特定场合下，立法上仍然区分了债的发生和物权变动的不同效力。学说上只能把这种区分当作意思主义的特例，而不能作为一项区分原则。“认为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时期，只要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则上应该是合同成立之时。”①买卖他人之物时，不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但卖主将他人所有的特定物出售并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后，如果没有同买主转移所有权的时期、方法方面的特别约定，该物的所有权即使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也应理解为卖主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给买主，这是由于失去了法律障碍的缘故。②产生特例是由于：一方面，在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上无权处分一直被法律否定评价，但具体到制度层面若坚持意思主义的逻辑，无权处分特定物的合同行为若得使物权发生变动，等于肯定了无权处分，将构成对权利人的危害；反之，无处分权势必成为否定合同全部效力的根据，亦不合理。但在采取区分原则的形式主义立法上，合同行为本身只产生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的债的负担，并不直接危害权利人的权利，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合同的效力。产生特例往往可以说明理论架构中存在某种不适应需要的成分。
无论法国或日本，采意思主义立法的国家对待无权处分的问题时，都表现出某种“区分”的特例。可见“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意思主义立法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在“区分”问题上的不同在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以区分为原则，区分的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意思主义立法以区分为例外，区分的是合同的债的发生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而且，这种区分并不使物权变动建立在一定的“形式”基础之上。无论哪种“区分”，都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在我国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梁慧星先生负责的课题组提交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与我国《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规定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该条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③也即：合同效力不因物权变动不能发生而受影响，使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和效力得以分开。而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据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判断：这里所讲的合同不是指物权合同；④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没能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生效。与之相应的，《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虽然没有规定“有处分权”是物权变动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但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区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无处分权则合同无效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合理的。首先，这是一个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无权处分的制度价值在于排除对物权人的侵害而非否定合同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间发生债的效力。并不构成对物权人的侵害。虽然有学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的规定，“此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相同”。①但问题是在我国，物权变动不会基于合同效力直接发生，这与意思主义立法的“一体原则”不同。其次，干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被当事人用以安排自己利益时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因无处分权就将合同无效的事实强加于当事人身上，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买受人为使合同有效就要确保出卖人有处分权，必然增加买受人交易成本，妨碍交易顺利进行。再次，这种制度安排与出卖人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有内在的理论冲突。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两项条文规定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保证无权利瑕疵的义务都是合同上的义务。发生无权处分时可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正是这两项条文的功能所及。然而依据51条、132条，合同无效就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等于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功能落空。
产生这种理论上不协调的因素可能有诸多方面，其中“重大误解+路径依赖”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误解之一：“无效”是较之“有效”更严厉的否定评价。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疏忽。与“有效”相比，“无效”似乎已经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但问题是这种“否定”毕竟不等于责任。“不鼓励无权处分就将合同视为无效”，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并非站在关怀合同当事人利益与自由的立场之上。而是反映出国家主义的视角。它不但没能产生“否定评价”的规范功能，反而牺牲了无过错方的利益。首先，合同无效使无过错方不能根据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有一种说法：在无权处分的处理上，否定合同的效力是重视保护权利人的静态利益；肯定合同的效力是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合同无效使无权处分人免除了合同责任，是侧重保护无权处分人的利益；对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不可能直接及于权利人，因此以否定合同效力来保护权利人的归属安全，在手段上不合目的性。其次，合同无效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合同无效责任是过错责任，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才能成立责任。合同责任则不需要证明违约方的过错。无权处分人于合同无效时，倘不被证明有过错即可不负责任，法律的天平再次向保护无权处分人倾斜。再次，缩小了赔偿范围。若因无权处分使合同无效，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著名的《缔约过失论》一文中，指出：“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②信赖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①信赖利益赔偿只计算原告基于信赖合同有效已经支出的费用损失。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但不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因此，理论上有“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②这样就减轻了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负担。总之，无效的处理方式牺牲了受让人的利益。没有起到否定评价的预期作用。
误解之二：否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就认为物权变动是合同的当然效力。③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表现出这一理解。于是否定无权处分时，无权处分的后果落在合同上。这样，就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转移时期的规定相冲突。从我国实然法实证中可以发现，我国物权变动有赖物权公示的完成。既非法国意思主义立法，也非德国抽象主义立法。如果将这种模式归为瑞士折衷主义或奥地利 "名义与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分歧的话，宁毋不作这种类比。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定这种模式，否则该模式仍将作为我国探讨相关制度的现实的、共同的法律基础。一切法律规则的制定、移植，都必须尊重这一理论前提。立法主义的核心力量不能忽视。
路径依赖：无效处理似乎是欠缺法律要件的唯一的后果。立法上互相因袭，理论上未加区分。路径依赖源于一个传统：在国家意志主义之下，否定合同的效力仅依赖于主权者的权威，市民生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空间。无论立法者、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者、或者解释法律的法官们，都拥有评价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权力，大量的合同被确认无效。④“法律上的否定评价等于一律无效”的认识，一旦成为习惯思维，就将产生巨大的惯性，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所以，无权处分则合同无效，甚至欠缺物权变动要件也致使合同无效，并非自觉选择了立法主义，实乃一种惯性的驱使。
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只有确立区分原则，才能分别实现不同法领域的规范价值，即：合同领域贯彻意思自治，避免国家主义的不当干预；物权变动领域贯彻保护他人利益，避免合同自由滥用。以合同调整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物权变动的要件调整合同当事人与交易外部之人的利益关系。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论证了抽象物权契约的存在。“为了清偿债务而作的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所以如此，是因为交付具有契约概念的所有特征：一方面，它包含了占有的现实的移转，他方面也包含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唯在实际生活中，此项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标的物的场合，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①使物权合意独立于原因行为而存在，并具有无因性，即为抽象原则，其堪称德国法学的特色。
（一）移植或放弃
对待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是移植还是放弃，一直是困扰物权立法的问题。在无权处分这一法学问题上也无法绕开这个理论前提。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去分析，抽象原则在解决“无权处分”问题时确有其价值。首先，由于抽象原则是以区分负担与处分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在解决无权处分方面不存在债权效力与物权效力混杂的障碍，是其优势。其次，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因抽象原则的承认与否而有不同。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第一受让人在其获得交付的原因行为无效时，仍可有权处分该物。如采有因性，这时的处分就成为无权处分。所以，无因性理论在观念上减少了无权处分情形。例如：基于买卖合同，乙从甲处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乙又将该标的物转让给丙。后甲乙间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但由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乙仍然取得所有权，所以乙将标的物转移给丙的行为仍属有权处分。若采有因性原则，这时就只能按无权处分处理。②再次，抽象原则具有维护物权变动连续性，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此外，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抽象思维的极致，具有解释论上的意义。
然而，仅从某一制度的法律功能分析尚不能得出应当移植的结论。因为这一抉择关乎到立法主义这一基础问题，不能不顾忌一国法律传统对法移植的影响。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并不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吸收抽象原则等于改变立法主义。所以抽象原则主张伊始便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抵抗。这是法律情感上同质法的亲性与异质法的斥性的表现。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理论的引入不同。前者是法律规范在制度层面上的融入，后者则仅是观念上的融入。法律理论的引入若不建立在法律规范的移植基础上，就只是一种解释论。若连同法律规范移植，那么就必须考虑诸法律范畴之间的协调性以及与一国法律传统的关系。目前，抽象原则作为一种法律理论的引入已经完成，但要上升为一种制度就必然否定我国现有的立法主义。笔者不主张这一由解释论到制度论的跨越。
首先，法律传统上，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式的抽象思维并不被我国实务界普遍接受。与复杂化倾向相比我国更习惯于接受简化的理论。简单明了但却能达到相同法律功能的理论才是最需要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当制度达成的功能相同时，应选成本支出小的方式。择抽象物权契约理论颇具形而上的色彩，但它并没有使思考变得简单。基于无因性原则发生物权变动之后，仍然留下了复杂的债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①抽象理论仅停留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层面，虽嫌繁琐其弊尚小，若作为制度范畴，其繁琐性弊病甚大。对制度的大量解释、说明、培训、翻译考证工作需要付出成本。当事人也要为人为复杂化的制度付出制度利用成本。不动产交易当事人要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制作成书面，形成物权合同。无因性规则造成的两次所有权移转②，带来了税收上的负担。
其次，法律的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将法移植视同法律革命。成文法的生命之源在于体系与逻辑。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法移植是不能以牺牲法律概念甚至法律体系为代价的。只要现有的法律资源能够实现规范功能时，就不必移植异质的法规范。异质法规范的移植甚至会带来观念的冲突。“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合同无效也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一般的正义观念。很难被接受。